Monthly Archives: June 2010

中国青年报6月22日报道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化，不能太狭隘。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 Continue reading →

作者：朱厚泽 炎黄春秋杂志的编者按：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中宣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 第二，从一定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它在向外扩散、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扩散过程中，也不是很纯洁的文化，难免泥沙俱下，鸦片随同英国商品进来了。因此，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着圆舞曲、迈着轻松舞步的过程。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为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诚心向西方学习，结果却是“先生打学生”。 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撞，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磨擦，避免冲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立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什么是开发区？一般解释是：开发区是一块地，有几平方公里，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这是从空间上的理解。如果从人类文明的传播、转移、吸纳、扩散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沿海开放，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做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磨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 关于现代文化焦虑 当前说的文化焦虑显然是指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是对心情、对精神状态的形容。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文化焦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近代的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那时也有焦虑，杜甫就有焦虑，但杜甫焦虑不是文化，他是焦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他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看见贫困而焦虑，看见战争带来的灾难而焦虑。我们民族号称有5000年的历史。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明农耕社会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因为在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生活资源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哪里去。只有农耕文明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里，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这样，人就和其它动物开始明显地区别开了。 要建立农耕文明，要种农作物，就得知道寒热暑湿、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这就迫使人从这里进入对自然的了解，逐渐产生了天文和历法。我们中华大地在农耕文明延续的几千年中，从秦始皇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下边是农户，有乡绅，然后有一层一层的政权，一直到最上边的皇帝。在自然观上比较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会观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为规范。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自然观跟农耕文明是适应的，不存在现在说的文化焦虑。 现代文化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说得确切一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问题就出在现代化上。而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掉了队的，就是比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差了好大一截。当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接触，就产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荡，进而发生了冲突。磨擦、震荡、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虑。 前几年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文化焦虑的心理。 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年，战争就打起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对唐宋时代的“唐化”、“汉化”，为什么没有人焦虑？那时很安逸嘛，为什么近代以来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后卖鸦片的进来了，打起来了，你跑我家门口来了，我就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外国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跟我们建立联系。最近几年大概有点感觉了，你发展了这么大个经济体，你怎么可能不到全球去寻求资源和市场呢？我们也跑到非洲挖矿去了，采油去了，那里也出现了杀中国人的事情了嘛；我们的商品也行销海外了，贸易磨擦也多起来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外交部也开始认识到了。 文化焦虑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传播有关系。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一些极端主义的反应。如果没有东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和文化焦虑问题。进入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它的力量向外扩张。西方文明进来，和东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为内容的西方文明跟我们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从三个大的方面跨越文明峡谷： 第一，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它的动因、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它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三，两大文明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 Continue reading →

作者：吴旭 在国际关系互动的大格局下，真正制约、阻碍甚至会威胁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恰恰是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逆差”。消除这种“软实力逆差”，中国需要在硬件上有大动作，更需要在软件上有大创新。为此，中国没有必要“不高兴”，应平静看待“妖魔化中国”。根本途径在于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中国梦”。 一个大国崛起或复兴的道路，往往艰辛而漫长。能够真正扭转乾坤、从强手如云的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的历史机遇，不仅珍贵稀少，而且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凡成功的大国，不仅要有深厚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要有一整套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模式、文化传统和政治架构，而且更能够抓住每一个历史“拐点”所赋予的机会，审时度势，当仁不让。现在的中国，就站在这样一个求之不得，但又稍纵即逝的历史拐点上。从纯粹硬实力的角度衡量，中国自身巨大的发展惯性，使得这场持续了30年的“追赶和超越赛”，失去了原来的悬念和轰动效应。单纯从能源消费、制造业能力和主要工业品产量等硬指标衡量，中国已经在总量上超越了所有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国都保有着令人艳羡的顺差。目前，在国际关系互动的大格局下，真正制约、阻碍甚至会威胁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恰恰是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逆差”。 中西方的“软实力逆差” 在由西方主要媒体掌控的“国际舆论竞技场”上，“软实力逆差”集中表现为：中国政府的形象被刻意抹黑，中国的政策意图被歪曲解读，中国的解释申辩被压制淡化，中国的价值观和传统被贬低和边缘化。这种“软实力逆差”造成的结果，经常使中国、中国政府和普通中国人，在国际舆论场上感到没处说理，有口莫辩，甚至费力不讨好。2008年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从西藏事件到四川地震，从圣火受阻到奥运准备，无不显露出这一逆差之大、之深和潜在的伤害性。就在不久前，美国的官员和媒体还在强词夺理，把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主因，归结为中国的储蓄过度。 消除“软实力逆差”，需要中国在硬件上有大动作，在软件上有大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一种“公道良心”的自我反省评审原则，但如果机械地应用在对外公众外交的实践中，特别在应对涉外危机事件时，则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迂腐滞钝，遗害无穷。此外，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上的弱势，很多时候源于我们找不到自己发声的平台，没有训练有素、熟悉对外传播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没有一定规模的国际受众群。前一段时间，《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国外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拟议的“外宣媒体旗舰”的战略投资计划。其实，这是中国消除“软实力逆差”的必需步骤和必要投资。从时机上看，也是正当其时。硬件上的投资，不光是摩天大楼和设备器材，还要有专业的研究培训机构，详细周备的目标国“持筹人”档案体系，独立、专职、带有基层草根性质的公关组织和支持团体。 公众外交，从本质上讲，既不是卑躬屈膝，也不是认输服软；它是为一个国家最大限度提升“软实力”，并最终为实现各项战略利益而服务的。“软实力”虽然依托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存在，但两者并不一定共同进退，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实力的争夺，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面对着不同的目标，采取着不同的战略战术。相比而言，一个国家对公众外交和国家形象的投入，是最惠而不费、投入产出比最合算、效果也最久远的投入。 中国没必要“不高兴” 当下，《中国不高兴》愈发炒热了中国“情绪指数”在世界心理版图上的分量。可是，当横纵向展开历史的坐标系，审视目前世界政经发展的大格局，真正让中国人集体赌气、“不高兴”的理由，其实并不多。即便有一波波针对中国“和平复兴”而引发的妒恨、恐惧、苛责和刁难，严格说来，这些都属于背景杂音，不值得动肝火。何况，总是以愤怒、生气、不高兴的心态示人，似乎对于一个民族心理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要重新调整中国的历史参照坐标系，建立一个长远、平实、客观的基准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冷静地调整自己民族的整体心态。 首先，要对世界的大形势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过去的这30多年，在人类史上都属于不可多见的和平发展阶段。放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和世界市场成形的大背景下，连美国一直大声鼓噪的反恐战争，其实也只不过是局部插曲而已。对于中国来讲，这更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黄金机遇期。现在，经济世界格局走到了一个除旧布新的拐点上。发端于美国并迅速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其实是全球化的一次不可避免的重心调整过程。上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属于“美国制造”，而且也是以美国为轴心建立的旋转体系。但是，随着中、印、俄等经济体在世界比重中的窜升，美国的全球化轴心已经带动不起其周边失衡的附着体。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次重新选定重心，再次全球化的过程。以此推断，未来的30年绝不可能再现过去30年中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平稳、平衡和平静。 其次，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溃败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经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和带动力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人类发展史本来就延续着波浪式逐级推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成功也有其历史逻辑的合理必然性。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著名的政治学术刊物《外交政策》，在2010年5月一期将马克思的模拟肖像推上了封面。放在5年前，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的胜利。因为，中国的成功，不在于找对了模式，而在于找到了自信。中国过往的错误，恰恰源于对于外来模式如郑人买履一般的崇拜和追索。相信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厚和不可复制性，相信中国人思想智慧的竞争力本身，才是中国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才达到了孔夫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级境界。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没有理由，更没必要花费时间去“不高兴”。虽然还不至于满足到“没事偷着乐”的地步，但远观近瞧，中国更应该保持的心态是冷静、警醒和节制。 平静看待“妖魔化中国” 让绝大部分普通中国人感到愤懑、不平的，更多是源于西方媒体和主流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解、低估和不认可，甚至还包括刻意的歪曲、丑化、妖魔化等等。细细想来，这就更不值得让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为此“不高兴”了。 首先，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态性交互关系。改变一个国家及国民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认知，绝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且不用讲人类认知本身具有的滞后性、程式化和集体惰性，单就中国发展跃进本身“史无前例”的特征，已经让中国人自己都目不暇接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五到十代人所走过的路程，却希望别人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个180度的思维转弯，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不妨想想我们自己的例子。鸦片战争以后，几代知识精英的奔走呼号，但中国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甚至近邻日本的印象看法，仍旧令人沮丧地停留在原地。跳回西方对于中国“认知逆差”和负面“印象鸿沟”的问题，也可以以此推论。 其次，我们很多人的愤懑不平，还是源于对于西方人、西方社会所具有的整体理性、公正性和客观性的过高估计上。也许是西方哲学著作读得太多的缘故，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社会“公平公正”的期待，甚至超过了其自身的“理性极限”。有些评论者将中国人的这种过度崇尚西方理性的心态，归结为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殖民地化”倾向。例如，即便中国拿出钱来，供全体6400万法国人来北京、上海转一圈，来个“新中国豪华游”；可以想见，虽然来中国的所见所闻会“雷”倒一大批法国人，但其回国后的“游后感”，仍会让许多中国人不舒服。否定自己，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一种品质，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难道我们自己就从来没有固执、可笑地误解和曲解别人吗？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没有必要动辄“不高兴”了。一笑置之足矣。 最后，换个角度看，到底是谁在误解中国？从战略利益上讲，最安全的策略应当是让朋友高估自己的实力，而让潜在的对手低估自己的实力。既然西方的一味赞美恭维之辞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多重实际问题；同理，其出于各种心理而散布的阴暗诋毁之语，也伤害不到中国健康积极发展的根本。虽然塑造一个和谐世界的发展环境与相对积极的软实力空间，能够极大降低中国的发展成本，增加中国的安全系数。但是，如同国家发展机遇一样，很多这些外部条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味地为了博得喝彩而降低身段，束缚手脚，甚至被左右情绪，就更是得不偿失，舍本逐末了。其实，我们民族在整体上要证明自己的急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失落和不平衡感，也还是“炫富心理”的影子在作怪。与其为那些不能管控的事务烦恼，不如切实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更长远实际。 为世界打造“中国梦” 具备了构筑“软实力”的硬件，这只是一个必要的开端；要真正彻底地解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逆差”，关键还是软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塑造什么样的形象，传播什么样的声音。 一个国家的整体国际形象，包含着多个层面的构成要素。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印象”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混合体：中国的历史、政策、文化、产品以及所接触过的一个个中国人。要把所有这些文化的碎片、现实的符号、情感的律动归结成一个统一一致的集合象征体，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以前的对外传播和交往中，我们的外交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外国人在中国博大精深、错综复杂的文化历史面前望而却步，或者是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精要地描画这一深刻变动的古老文明。“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战略框架和口号，更多地是着眼于国外的战略决策者和意见领袖，而不是针对那些普普通通、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国外民众。用现代形象管理学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广告词”和“象征符号”太不贴近群众了，缺乏视觉触摸感和情感想象力。 这方面，“美国梦”的形象营销推广模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榜样。当“美国梦”的光环逐渐退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世界打造一个崭新、动人、令人神往的“中国梦”呢？ “中国梦”是一个图景，但更是一种模式。中国的复兴和腾飞，正在书写着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文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没有对外掠夺和侵略，没有对外种族奴役和侵压，完全靠着本民族的勤劳、隐忍和智慧，走出了一条令人信服、更值得后起国家效仿的复兴之路。“中国梦”既是世世代代中国人追寻的梦想家园，也是未来世界人类生存模式的一个范本。这里有家庭邻里的和睦，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以集体主义为根基的“大局观”“天下观”以及贯穿儒、道、佛三教、深入人心的“和为贵”处世哲学。在整个世界走到21世纪这个“大拐点”的时候，上述的每一个要素都愈发显得重要和珍贵。当然，中国现在还有诸多问题，更面临数不清的严峻挑战。但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有自己的梦想。现实的不完美，更不是阻止我们推销自己梦想的理由。 作为一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大国，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自己的梦想。“中国梦”不是自我炫耀，而是中华文明为世界发展前景提供的一个答案。与其他国家的梦想相比，中国的畅想中挟带着更多穿越漫长历史隧道后的深邃和平实，也有着经历过无数沉浮磨砺后的包容和力量。“中国梦”只能由中国自己来打造，但这个梦想可以属于整个世界。 吴旭：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 《公共外交季刊》由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创办，旨在关注并分析国内外公共外交走势和动态，就公共外交问题开展多方位、多角度的讨论，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起到正确引导和规范作用，同时也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原文出处：FT中文网

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显示，自“扩大居留许可签发对象”新政实施至今，外籍华人、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寄养的未满18周岁的外籍子女，获得有效期最长两年居留许可的达293人，他们在有效期内出入中国将不再受次数限制。 　　中国公安部6月1日起扩大外国人居留许可签发对象，对需在华停留6个月以上、符合规定条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5类外籍人员，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以签发“探亲”、“投靠”、“置房”、“赡养”、“寄养”期限最长为一年或两年的居留许可。观察人士指出，此项新举措的受益人主要为外籍华人。 　　统计显示，此新政实施十天来，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共为扩大居留许可对象的5类人员办理居留许可618人。其中“寄养”的293人；“探亲”的296人；“置房”的19人，“置房家属”3人；“投靠”的3人；“赡养”的4人。申请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 　　谈及此次政策出台的原因及背景，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出国数量日益增多，其中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加入外国国籍，一些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国外所生子女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情况也日益增多。 　　近年来，上述人员取得外国国籍后来华探亲，投靠、赡养中国境内直系亲属，以及外籍华人、华侨将外籍子女寄养在中国境内等情况日渐增多。该负责人介绍，按照之前规定，上述人员中大部分可以申请探亲类签证在华停留，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年，到期前可以申请延期。其中大部分获得签证后均在华停留超过一年，而且大部分是外籍华人。 　　他表示，为满足上述人员的新需求，为其提供入出境和居留便利，公安部决定从6月1日起，对5类人员签发相应有效期限的居留许可。这5类可以拿到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分别为： 　　中国公民和居留在中国拥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外籍配偶、外籍父母及未满18周岁的外籍子女；年满60周岁的在境外无直系亲属、投靠境内直系亲属的外国人及外籍配偶；年满60周岁在中国内地购置房产的外籍华人及其外籍配偶和未满18周岁外籍子女；来中国照顾年满60周岁、在国内无子女的中国籍父母的外籍华人；外籍华人、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内地寄养的未满18周岁的外籍子女。 　　该负责人指出，新政策与先前政策的不同和便利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居留许可种类增加。按照现行规定，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以为来华任职、就业的外国人、常驻外国记者及其随行家属，来华留学的外国人签发相应种类和期限的居留许可。此次又增加五类人员可以签发居留许可。 　　二是居留期限有所延长，入出境次数没有限制。6月1日前，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对上述5类人员申请在华停留时，只可以签发相应期限和次数的探亲签证，到期前需要办理签证延期或加签，期限短、次数少。6月1日后，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以签发相应种类和期限的居留许可。持有居留许可的人员，可以在居留许可有效期内多次出入境和在华居留。同时，对其中一部分60周岁以上和未满18周岁的人员，还可以签发两年以内的居留许可。 　　三是首次增加来华赡养老人的人员。对这类人员以往签发签证的有效期限较短，对入出境次数和停留期限都有一定限制，此次给予了进一步放宽。 　　谈及申请须提供的材料，该负责人介绍说，上述人员申请居留许可时，均须提供在华住宿登记证明。外籍配偶须提供婚姻证明；外籍父母须提供经公证的亲属关系证明；外籍子女须提供出生证明或经公证的亲属关系证明。已满18周岁的外国人首次申请1年以上有效期的居留许可，还须提供健康证明。上述所有证明材料中，境外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须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并出具加盖翻译公司印章的中文翻译件。 　　他提醒申请人在申请前，到公安部网站或出入境管理局网站查询相关政策，判定自己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签证或居留许可，会根据外籍申请人的不同情况、事由、本人申请情况等，决定签发签证的次数、有效期或居留许可的有效期。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签证或居留许可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这位负责人还强调说，在华签证和居留许可签发的对象是已经取得外国国籍并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群，所以在华申请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在申请时，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会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对其国籍进行判定，对认定为外国国籍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才会为其签发相应种类签证或居留许可。 　　另据介绍，此前的外国人居留许可申请收费标准，适用于本次新增5类居留许可申请人员：有效期不满1年的每人400元，有效期1至3年的每人800元。 □ 新华社

加拿大一份学术报告指出，中国近期加速清理海外华人在中国户籍，令许多被迫回流的加国华裔活在恐慌中。报告建议，在中国短期不可能承认双重国籍下，中国官方应加速修法，令从海外回流人士重新申请成为中国永久居民，以保障落户工作等相关权利。目前在华居住的加国公民，总数估计达30万人之谱。卑诗大学（UBC）地理系教授何莲恩博士（Elaine Lynn-Ee Ho，译音），上月在《卑诗大都会》（Metropolis BC）期刊所撰写文章《生存在两个世界：中国大陆移民回流及户口国籍两难处境》（Caught between Two Worlds: Mainland Chinese Return Migration, Hukou Considerations and the Citizenship Dilemma）指出，入籍加国的华裔因在加谋生不易，回流中国后往往处于有家归不得境况。中国外交部规定，凡持有两本护照出入大陆的加国公民，将面临强制注销中国户口之虞。 　　将面临强制注销户口之虞 　　文章指出，加国华裔公民回流中国之后，在国内办理银行开户、买卖房地产都遇上困难，而且要不停申请在中国延期居留。那些还未取消中国户口但有外籍的华裔，多半只能隐藏双重国籍的身分，生活在惶恐中。 　　她认为，这批人在加国谋生困难，回流中国又因没有户口，进退维谷。加国学术和政界应设法协助他们，以解决面临的困境。 　　可考虑改善户口政策 　　赞助这项研究的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指出，目前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居住的加国公民，估计达25万至30万人，人数庞大，影响也最大。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张康指出，不少回流大陆的加国华裔，希望中国当局能够承认双重国籍。而在目前，中国可考虑改善户口政策，惠及自海外回国的华裔，例如要吸引海外人才回流，不妨提供居留证和工作证等，使他们得以安稳地生活。 　　他说，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人口流动势必加强，过去以民族族裔划分国家、以国籍联系的概念，应逐渐淡化，取而代之是多元民族、多重国籍，以利人才发挥所长。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北京买房，不如移民？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化名）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彼时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他们在寻求什么？ 　　优质的教育，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本版据《南方周末》 　　观察：如何面对精英移民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的不少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和台湾，都曾经历社会中坚阶层大流失。 　　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人才流转”、“软实力”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搜狐科学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巍巍长城屹立世界的秘密终于被揭晓，填补砖缝的竟是由糯米灌浆，而这造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神话。 据悉，研究人员发现美味可口的糯米竟是铸就中国古代建筑牢固神话的强力砂浆的重要成分，这种砂浆经常被用于填补砖缝、石砌砖缝，以及其他建筑材料间的缝隙，是古代建筑中最好用的材料。张炳建（音译）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距今约1500年前古代中国的建筑工人们研制出了这种强度极好的糯米砂浆，仅仅是将糯米汤和标准的砂浆配料熟石灰混合。 据了解，糯米砂浆很有可能是世上首个复合类砂浆，混合了有机和无机材料。这种砂浆较纯石灰浆拥有更强的粘合力和更好的耐水性，由此，张博士将其称为当时最伟大的技术创新之一。古代建筑工人们通常把这种砂浆用在建造重要建筑上，如陵墓、宝塔和城墙等，这些建筑有些还存留至今，甚至有些还能够在推土机的作用和地震的侵袭中屹立不倒。张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糯米和其他含淀粉的食物中发现了胶淀粉这种物质，这种神秘的成分看来就是糯米砂浆拥有神奇强度的原因。张博士称：“分析研究显示古代石造建筑砂浆是一种特殊的有机——无机复合材料。无机成分即碳酸钙，而有机成分则是来自糯米汤的胶淀粉。而且我们研究还发现砂浆中的胶淀粉充当着抗化剂的作用，抑制碳酸钙结晶，从而形成一种紧密的微结构，这应该就是这种有机-无机复合砂浆能有如此惊人表现的原因。” 为了确定糯米是否能够用于建筑修复，科学家们准备了混入不同量糯米的石灰浆，用于测试它们和传统石灰浆有何性能差异。张博士表示：“测试结果显示糯米-石灰浆砂浆拥有更牢固的物理性能，更大的机械强度以及更好的兼容性。” 目前，这个研究结果已经刊登在《美国化学会会志》(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JACS)上。(尚力)

面对近期不断飙升的机票，在湾区从事旅游服务多年的美加旅游总裁杜兆明坦承，与往年相比，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临近暑期，往返美国——中国的国际机票价格，调涨得确实有点“离谱”，而且差不多每一家与中国有业务来往的航空公司，都在一窝蜂地调升机票价钱，现在要找到与往年相同的便宜机票，存在的机率几乎是零。     杜兆明认为，今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是航空公司调涨去中国机票价格的主因。由于需求量的增加，而且每年6、7两个月又是国际机票的旺季，再加上台湾马上又要主办花卉世博，航空公司理所当然地利用这一难得大好机会，调涨飞往亚洲的国际机票。他进一步指出，过去数年，哪怕是去年北京奥运，因为H1N1等天灾人祸事件，频频在亚洲各国和地区接连发生，飞往中国、台湾等地的旅客的数量骤降，许多航空公司即便推出廉价机票，也无人问津，各家航空亏损巨大，叫苦连天。     今年，世博首次在中国上海举办，许多在海外的华人华侨都会利用这5个月的时间，抽空去上海观摩世博。航空公司无疑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调涨机票，目的是希望“把往年的亏损补回来”，也就造成了目前“回国机票飙升”的局面。     杜兆明表示，今年飞往中国的机票，与去年相比调涨了大约20%左右，也就是说，每张机票平均增加了300美元。特别是临近中小学生放假期间，机票已经攀升到了每张1400和1500左右，有些还飙升到了2000多元，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回程机票爆满”的罕见现象。     由于票价涨得“离谱”，杜兆明觉得航空公司如此这么做，很可能会“自尝苦果”，因为机票涨到如此地步，迫使不少旅客不得不打退堂鼓，打消回国看世博的念头。事实上，从最近的两、三个星期以来，涨机票导致旅客量减少的问题已暴露，订票购买的比例明显地下挫了20%-30%。     杜兆明相信这种供需关系，会影响未来数个月飞往亚洲地区的机票，其价格可能会出现上下波动的情况，或许会进一步上调，或许会逐步下跌，“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上海世博结束，飞往中国或亚洲地区的机票一定会降！”     为此，杜兆明建议近期有计划回中国或亚洲的华人旅客，以平常心看待出门旅游。不要非选定某一天搭机，而是多重选择，可走可不走，或许可能凭运气买到称心如意的廉价机票。

文章来源: 新华网 世界各地都存在各式各样的骗术，施骗者存在于各个族群，华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能因一时大意陷入各式骗局。特辑一些在中国国内常见的骗术，旨在提醒即将回国的海归和探亲的华人同胞认清骗局，仔细甄别，避免上当受骗。   　　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繁荣逐渐成为了一座吸引海外华人回国的灯塔，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踏上了回国的旅程，或学习探亲，或投资创业，但是迎接他们的不仅仅是亲人的拥抱、国家的掌声，还有复杂的国内社会以及人文环境。尤其是各式各样的诈骗方式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海归无所适从。现代的通讯工具日新月异，利用各种通讯工具进行诈骗的手段更是花样迭出，让人防不胜防。当然利用传统的手段进行诈骗的手段和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因此，归国的海外华人多了解一些国内常见的诈骗方式不仅仅可以在回国后辨别骗子，防止上当，还能够规避风险，免遭财产损失。 　　婚姻诈骗——骗财、骗色、骗身份 　　假跨国婚介公司诈骗 　　这类骗子公司的方法是通过华丽的包装和大量的广告营销，吸引一些想远嫁国外，改变生活状态的单身女士交纳巨额费用。 　　如已经被公安打击掉的“吉林省易广联婚姻咨询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诈骗国内妇女的假跨国婚介公司。他们宣传公司主要业务是帮助单身女性寻找外国男友，结婚后可获国外绿卡；而实现跨国婚姻的前提是，女方要交3万元成为会员，如要外国伴侣到国内迎娶，还需要另外缴纳2万元的中介费。按照这家公司的规定，在交往中，未见面的双方都要通过“翻译”来代写、代传情书信件。而事实上，与这些受害女性交往的外国男人根本就是虚构的，所谓的“情书”都是这家公司安排的人写的，甚至很多受害人收到的“情书”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果有需要与“外国恋人”见面，这家公司就从国际交友网站上找来一些老外，并让“翻译”全程陪同“恋人”，至于游乐食宿花费，则全由受害者承担；等到老外走后，“翻译”就告诉受害者老外没有相中，致使受害者人财两空。 　　网聊诈骗 　　这种诈骗手段是团伙作案，犯罪分子专门招聘年轻女子，以互联网交友、网恋等形式，对海外华人华侨实施诈骗。 　　2007年9月，年近40岁的旅美华侨林某，在网络上邂逅温柔体贴、年轻貌美的女孩“可欣”。可欣自称是在香港打工的福建人。聊天中，“可欣”温柔体贴的话语，给感情空虚的林某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很快就“网恋”了，相互间以老公老婆相称。 　　正当两人热恋之际，“可欣”突然消失了好几天，心急如焚的林某不断给她留言，一个星期后终于等到回音。“可欣”称自己最近心情很不好，家里母亲生病要做手术，正在为手术费而发愁，这几天都忙着四处借钱，虽然一起打工的姐妹都帮忙一起凑钱，但离母亲要付的手术费还差好几万元。得知“知心”爱人有困难，林某当即给她汇去了4000美元。收到钱后，“可欣”对林某更加温柔体贴：“老公，谢谢你了，真的很麻烦你，今天去汇款的路上没有遇到不开心的事吧！……”“老公记得再去汇钱的时候要小心开车，这样一次次麻烦你，老婆也很过意不去。对不起老公。麻烦你了……要好好照顾自己。”林某深陷在她的“温柔”之中。之后，“可欣”又分别以过生日、爸爸欠了一些债务需要帮助、自己要治眼疾、手术费丢失为由，先后让林某汇给她9500美元。可欣频繁要钱引起林某的怀疑，他终于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个“可欣”，只是犯罪团伙中的一份子。后警方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发现团伙涉嫌诈骗案件216起，共骗取新台币、美金、港币、欧元、新西兰币、加拿大币、日元等总额折合人民币219.7万多元。被害人多为境外华人华侨，遍布美国、日本、新加坡等16个国家和地区。 　　逃婚/骗婚 　　在旅美华人新移民社区，所谓“逃婚”新娘或妻子的事件屡见不鲜。众多的“逃婚”事件中，通常都是男女双方经朋友或“媒人”介绍认识，女方仍在中国大陆或在美国但没有身份，男方持绿卡或已经是公民，两人很快结婚，然后男方以丈夫名义申请妻子赴美，如果女方已在美国，则双方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在酒楼设喜宴结婚。这些事件中的男主角通常都觉得委屈、受骗，认为女方是为了绿卡才结婚，因此有“骗婚”之嫌。 　　除了“逃婚”新娘，还有一些逃跑妻子。一些人已经在国内登记结婚，并且生了孩子，经过多年等待后妻子终于拿到绿卡到美团聚，但很快便弃家出走，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 　　案例： 　　一位闽籍男子等了数年时间，终于把家乡的妻子和幼女申请到美国团聚，然而妻子不久后便提出离婚，男方感到被遗弃，怀疑当初女方为了绿卡才跟他结婚，大有上当受骗之感。 　　据一位闽籍女士所述，她的一位亲戚数年前在福建与一名女子结婚，两人生下一个女儿，婚后男方长时间在美国打工，并申请妻子和女儿前往美国。几个月前，女方终于乘飞机抵达美国，但不久后便跟丈夫提出离婚，理由是“两人志向不同”。男方在外州餐馆打工，女方后来去上学，并干脆搬到其它城市居住。 　　富婆征婚 　　在中国国内的一些街头小报上，能经常看到这样极具诱惑的征婚广告： 　　某富婆因丈夫不能生育，欲找一健康男子使其受孕，并给予定金35万元，怀孕成功之后再给予现金350万元。 　　类似的骗局还有富婆征婚、富婆陪游、富婆赠巨款等，都是利用一些人走捷径发财或者社交能力差找不到配偶的求偶心理，抛下诱饵，拉人上钩。 　　这种骗局的操作过程是：以婚介公司名义，在全国各地小报上刊登虚假的征婚广告，虚构富婆征婚、“借种”等，并以重金回报为诱饵，向报名的被害人收取婚介服务费、保证金等费用。被害人缴纳相关费用后，骗子立即更换联系方式消失。 　　这种骗局通常都是团伙合作完成，各人分别扮成“富婆”、 婚介公司工作人员、工商局监督人员等，步步下套、一环紧扣一环，天衣无缝，让人深信不疑。 　　愿者上钩电信诈骗——广泛撒网 　　以通信技术为依托、利用短信群发器和电话进行诈骗的手段正在不断地翻新，骗财的伎俩层出不穷，他们这种“博蒙”的诈骗形式仍然使不少人上当受骗。 　　冒充老友，专骗“熟人” 　　“猜猜我是谁”，原本是一些老朋友在电话里常用的一句招呼语，近年来却被犯罪分子利用：曹先生接到一个电话。带明显潮汕口音的男子一上来就亲热地直呼曹先生的名字，并关切地询问曹先生最近的工作、身体状况。尽管不知道对方是谁，曹先生还是被对方的真诚感动，将自己的近况简单介绍了一番并略带歉意地询问对方的名字。该男子在电话里显得非常委屈：“你手机上居然没存我的新号码啊？！才多久不见，怎么连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当曹先生迟疑地说出一个汕头朋友的名字后，对方立刻接茬：“没错，就是我。”并称自己次日到深圳，找时间聚一下。第二天上午，曹先生再次接到该男子电话，称在来深的路上发生了车祸，现在伤者家属向他索要巨额医药费，请曹先生汇点钱应急。曹先生按照“朋友”提供的账号汇去了2万元。钱出手之后，“老朋友”的电话再也不开机了。曹先生辗转联系上自己汕头的朋友后，才知道上了当。   　　骗子利用许多人因记不住朋友电话或声音而心生愧疚的心理，“理直气壮”地骗钱。骗子急需钱的理由一般是车祸、被窃、嫖娼被抓，让受骗者不好核实。经调查，此类诈骗的受骗者以碍于面子的生意人居多。 　　接到此类电话，别被对方的“亲热”劲冲昏头脑，委婉地问几个朋友之间才会知道的小问题，核实其身份。 　　“屏蔽”机主，诳骗亲人 　　不法分子向机主亲友广发短信，称在外地遭遇车祸、急病、失窃，急需用钱或手机充值。为了让机主无法与亲友联系，骗子会想方设法让机主手机处于关机或无法接通的状态，常用方法有：反覆拨打骚扰电话迫使机主关机，冒充电信或移动公司以调试线路为由要求机主关机，破解手机卡服务密码并挂失造成停机。 　　大亚湾核电站工程公司员工王某的亲友陆续收到由王某手机发出的短信：“你现在忙吗？我在去东莞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手机停机了，帮我充200元话费，不要空中充值，那样要12个小时才能收到。直接把充值卡密码发过来！”王某的亲友十分担心，纷纷拨打王某手机，电话那头传来因欠费无法接通的语音提示。王某家人和朋友陆续买了2000多元的充值卡，将密码通过短信发给该手机号码。 　　王某晚上回家，面对亲友焦急的询问，完全摸不着头脑。他称自己下午一直在办公室，手机下午5时后就没有了信号，根本没有发短信让任何人代买充值卡。亲友们再一查，那2000多元的充值卡都已被使用作废。 　　还有就是当你手机丢失，对方会更加方便的制造“险情”，利用亲人的感情骗取钱财。 　　模拟语音，冒充“警方” 　　“你在珠海的电话欠了13700元话费”，“你的信用卡在天津异地消费6975元”……接到这些自称是银行、电信、公安工作人员打来的“调查电话”或短信时，一些机主当即被这天上掉下来的“账单”砸晕了头脑，急切澄清，盲目求助，踏入陷阱。 　　张先生在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类似于录音留言的声音称张先生家的电话欠费13700元。紧接着，该电话的“语音提示”转入了“人工服务”。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女子解释说，张先生的固话担保的珠海一部电话发生欠费停机。张先生澄清自己没有替任何电话做担保，一定是对方弄错了。女子解释说，张先生电话极有可能被盗用，其个人账户也非常不安全，建议张先生报警并表示将其电话转至珠海市某公安分局。一段音乐声后，一名“陈警官”接听了张先生的电话，向其索要了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等资料，并要求张先生将银行账户上的钱汇入“警方”的“监管账户”。张先生在银行自动柜员机上将11200元划入骗子指定账户。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