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安溪县祥华乡福洋村，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闽西小村，福建首富陈发树的家乡。只要时代周报记者向村民一提起“陈发树”三字，每个人都会自然流露出骄傲和喜悦之情。“知道、知道，陈发树是我们村出去的，现在是有钱人了。”

　　富豪多起于贫寒。陈发树生于1961年，小时候因付不起学费，小学四年级便辍学在家，后来靠运送板材为生。20多年来，这个贫困的青年从一名小百货批发部中的三轮车送货员做起，一步一步，从小乡村到小县城，从县城到大城市，从北往南发展到兼并大商场创建新华都购物广场，组建新华都大集团，投资紫金矿业等，如今，陈发树已成功跻身到福建首富。

　　“22年前，陈发树生意上往来的朋友欠他一笔债，就用厦门湖里区一间8平米的杂货铺抵债，陈发树接收了此店后，两个弟弟跟着他一起干。”陈发树的一位至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厦门是陈发树真正起家的地方：“他很有商业头脑，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就将8平米的杂货店经营到几百平方米。”

　　但陈发树的事业真正起步是在1995年，“当时在福州东街口，陈发树开了一家5000平米的百货店，这在当时绝对属于大规模，每年仅电器这一块的销售收入就有1亿元。”新华都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新华都(002264)董秘龚严冰回想起当年的场景时略显自豪。

　　当时的新华都以电器销售为其支柱产业。然而，随着国美、苏宁等电器连锁商店的陆续出现，新华都这种百货商店类的电器销售份额不断被挤压，现在电器销售只占总收入的极少份额。

　　“零售业一直是新华都的主业，目前以福建地区为主。”龚严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新华都在福建省内共有87家门店，其中门店最多的城市是泉州，有25家，其次是厦门，有11家，福州有9家。”

　　如果仅仅是经营百货，陈发树绝不会如现在这般耀眼，他的真正崛起，是在2000年参股中国第一大金矿紫金矿业后。

　　那年，紫金矿业改制，“当时由政府摊派紫金矿业的股份，很多人并不看好紫金矿业的发展前景，但陈发树参股了。”龚严冰说。陈发树通过新华都集团出资4800万元现金，拿到了33%的股份，成为紫金矿业的第二大股东。

　　据广东一大型券商高层透露，当年正是他们“劝说”陈发树不要局限于商业零售，应多元化拓展投资领域，并重点推荐了紫金矿业。

　　三年之后，紫金矿业在香港上市，陈发树作为最大自然人股东，身家一举超过10亿港元；当2007年底紫金矿业回归A股市场，陈发树所持的股票市值飙升到100亿元，其身家一下子暴涨了十倍。

　　而当时的新华都还是一个未上市的地方百货商店。“不谈股票的市值，当时仅紫金矿业每年给我们的分红就有一亿元，远超过新华都的利润收入。”龚严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除了分红收益外，陈发树还在紫金矿业股票解禁后不断疯狂套现。从2009年4月至2009年7月，陈发树分三次大规模集中套现，总计套现金额高达42亿元。

　　“陈发树一夜暴富，4800万投资转眼套现42亿元。”一位当时未接手紫金矿业的闽商略带嫉妒地说道。虽然陈发树个人已不在紫金矿业十大流通股股东之内，但他的新华都仍然是紫金矿业的股东，在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前，新华都依旧享受着紫金矿业为他们带来的高额回报。

　　在媒体上找不到任何有关陈发树的专访，“陈总的原则之一就是不接受采访。”几乎所有的新华都员工都跟时代周报记者重复相同的话。低调寡言成了陈发树的标签，但没人知道陈发树是真的低调还是刻意低调？

　　时代周报记者曾多次发短信给陈发树，但陈始终未回复。“他不是不想回你，而是他不会回短信。”新华都福州总部的一名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陈发树并不懂如何发送短信，一般以电话交流为主。

　　这位坐拥250亿元资产的福建首富，“淳朴”得令人颇感意外。也许正因为如此，陈发树选择花10亿元请来曾叱咤风云的职业经理人唐骏担任总裁。

　　白手起家的商人通常有着节俭的本能，陈发树之所以砸出天价聘请唐骏，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新华都必须转型，否则前途堪忧。

　　“新华都零售业的主战场在福建省，但在省内，永辉超市的份额高于新华都，位列第一。”福州永辉超市的王经理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永辉超市多位于居民区周边，市场占有率超过位于中心城区的新华都。”任职于某文化公司的福州市民江珊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她并不喜欢去新华都购物，“新华都的价格相对较贵，但货物并没有特别之处。”时代周报记者在福州市五四路、东大街、津泰路等路段随机调查了多位市民，其中绝多数人偏爱永辉。

　　新华都虽然是明星企业，但其市场占有率低于永辉的说法得到了新华都董秘龚严冰的承认：“永辉的整体规模确实是新华都的两倍。当时新华都的定位考虑过偏向白领阶层，但随后这个概念被模糊了，毕竟超市没有高端一说。”

　　其实新华都的问题并不在于消费群定位，而在于其直接采购比例偏低，无形间抬高了价格，压缩了自己的毛利率。华融证券李振宇分析：“新华都总部统采比例45%，低于同行业60%-70%的水平。多数产品通过向省级或市级采购，直接采购比例偏低，这些都制约了其毛利率提升空间。”

　　除了零售业遭遇的强大竞争压力，新华都本身家族企业的色彩也让其陷入困境。

　　“陈发树父母一共有9个孩子，8男1女，陈发树在家排行老四，其中有5个兄弟在新华都工作。新华都里有不少人都是陈的亲戚或熟识的老乡。”陈发树的至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新华都十大股东中持股第三位的陈志勇就是陈发树最小的弟弟。他跟随陈发树多年，持股第三的比例也是陈发树的个人分配。”

　　众所周知，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家族式企业的管理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发展。也正是因为陈发树认识到了这一点，加之零售业市场占有率被挤压，新华都必须拓展新业务，寻找更多的赢利领域，于是他选择了重金招徕“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来完善新华都的架构。

　　当带着10亿元天价“转会费”标签的唐骏进入这家地方级的民营企业后，负责新华都的长期战略、集团运营、对外投资以及资本运作等工作，可见，陈发树对唐骏的要求是，希望这条大鳄能协助自己开疆拓土，提升企业运作的战略层次，因为他知道，新华都必须“走出去”。

　　“现在我拿新华都的名片出去，大家都知道这是唐总任职的公司。”新华都董秘龚严冰直言不讳地说起，是唐骏带大了新华都的名气，“唐总是我们新华都的代言人。”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唐骏在新华都的工作似乎也仅仅限于“代言人”，因为唐骏常在上海，就连新华都总部的很多中层包括部门负责人与这位总裁也沟通甚少。

　　当新华都因唐骏加盟而名声大噪时，陈发树并没有借机走上前台，而是仍然选择呆在幕后。“新华都的实际控制人是陈发树。”龚严冰向时代周报记者强调。

　　对于唐骏，陈发树更多地是赋予了其“说话”的权利。唐骏几乎包揽了新华都所有的新闻发布会和企业活动等。这位可以准确叫出200多位记者名字的职业经理人，正小心掩护着不喜欢面对媒体的陈发树。

　　“唐骏加盟新华都后，主要负责集团的运营包括整体战略的规划。”新华都内部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但他同时强调：“陈发树与唐总会一起商量战略规划。”

　　陈发树虽然小学未毕业，但其一直不忘提升自己，先后在复旦大学、长江商学院等多个总裁班培训过，加之其多年在商界摸爬滚打，商战经验丰富，战略眼光十分独到。目前新华都集团已调整了其战略布局，两大主营业务分别为零售业和房地产，并涉及啤酒、医药、IT、旅游等多个领域。

　　在唐骏加盟新华都后不久，陈发树就开始左手套现右手买进，活跃于资本市场。从埋头做实业，到大举出手于资本市场，也许是唐骏在战略层面上带给陈发树最大的变化。

　　在卖掉一部分紫金矿业的股份后，2009年5月7日，陈发树以2.35亿美元闪电接手青岛啤酒(32.61,0.41,1.27%)(600600)7.01%的股权。仅仅4个月后，陈发树再度出手，豪掷22亿元狂吞云南白药(51.23,0.03,0.06%)(000538)6581万股，成为云南白药的二当家。由此，陈发树占领了啤酒业和医药行业的重要位置，这两大投资举动，恰好也是对唐骏曾说的“国企、行业内前三甲和民生相关行业是我们投资的三大准则”的快手表决。

　　据知情人士透露，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的部分高层是陈发树的朋友，因此在上述决策过程中，是陈发树定好了投资意向，然后由唐骏出面谈判，陈发树有关系，但需要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具体负责谈判。

　　此外，陈发树和厦门首富柯希平等人控制下的香港上市公司天然乳品于上月收购新西兰最大私营农场克拉法20%股份这起跨国收购案中，则应该是唐骏建议、陈发树首肯的，因为不会发短信的陈发树也不怎么懂英语，更需要唐骏出马谈判。

　　陈发树聘请唐骏，其实是和盛大一样，为了让他带动新华都的品牌，但和盛大不一样的是，陈发树确实放了一部分权给唐骏，这在港澳资讯的并购上表现得比较明显。

　　“陈发树会花更多的精力在其熟悉的领域，类似IT等不熟悉的领域会放更多的权。”龚严冰说，“新华都收购了港澳资讯后由唐骏出任董事长，公司有可能在今年内通过在创业板上市。港澳资讯旗下收购了四家公司，其中联游运营得最好。”

　　此外，新华都从今年开始大举进军房地产业，第一笔业务落户湖南长沙的“新华都万家城”，总投资约100亿元。

　　至此，不论唐骏在新华都的下一步如何走，至少他让新华都转型初见成效，尤其是在紫金矿业遭遇巨大危机的时候，唐骏协助陈发树布局啤酒、医药和地产、IT乃至乳业，这个转型更显重要。

　　没钱时会想着如何赚钱，有钱时则会想着如何花钱。

　　当陈发树有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生穷苦的父亲从农村接去福州住。“老人家不会说普通话，在农村呆惯了，对城市生活非常不习惯。”陈发树的这位世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陈发树的父亲在福州没住多久就跑回农村了。”

　　在开始让身边人致富后，陈发树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散财”，他承诺捐出名下所持有的83亿元市值的股票成立了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只是这一次“散财”更像是一场“空口慈善家”的秀，抽丝剥茧后发现，陈发树所声称的83亿元真正到账的只有1.6亿元，人们对陈发树和新华都基金充满了质疑。

　　2009年10月20日，陈发树在北京宣布设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并将其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人民币的有价证券捐赠给基金会。陈发树担任基金会会长，唐骏担任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全面负责基金会的管理和日常运营。

　　时代周报记者从福建省民政厅的公告中获知，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9月30日，当时注册资金为1亿元，业务主管单位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记者致电该业务主管单位，但未果。

　　时代周报记者随即走访了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注册点福建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戴维文向记者证实，新华都到账的资金不是所谓的83亿元，“新华都当时的注册资金1亿元已到位，后来又补充了6000万进来，用于捐助闽江学院。”也就是说新华都基金会至今为止到账的资金仅为1.6亿元。

　　“83亿元是指有价证券，是指陈发树的承诺捐款，确切地说应该是84亿元，也就是83亿元股票+1亿元注册资金。”新华都董秘龚严冰向记者解释，但他并未提及“承诺”的具体期限和时间。

　　然而戴维文却持隐忧态度：“基金会的注册资金必须是货币资金，股票市场涨涨跌跌，很难估价，目前暂时没有条文规定允许我们接收有价证券。”这意味着，相关条文未出台前，所谓的捐股83亿元只是一个“门面话”。

　　“当唐骏对外宣称捐83亿元时，其基金会的内部员工都不知道这一说法，搞得基金会十分被动。”民政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非常气愤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83亿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因为这个事，我们几个部门连续三个月都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无数人问我们83亿元是否到位，而我们并没有职权去追讨别人承诺的83亿元，我们只能监管已到账的资金。”时代周报记者向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林丹娘求证当时的情况，林以“要休假到10月后才工作”为由，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每年的1、2月份，基金会进行财务审计，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交由民政厅和业务主管单位审核。”戴维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民间组织管理局主要承担审核监察的责任，“就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本身而言，其运营一切正常。根据《基金管理条例》，像新华都这样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成员工资支出不得超过总支出的10%；当年基金余额不得低于200万。”这意味着，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每年用于慈善的费用800万足矣，并非外界所传闻的6.7亿元。

　　承诺捐了，但未承诺何时捐，捐股又无法落实，这83亿元该由谁去讨要？记者询问多个部门，均得到“不知道”的答案。而主导此事的唐骏对记者的追问也没有答复。

　　山魂公益的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对于类似事件，目前国内没有条文规定，只能靠企业家自律。但既然在公开场合上已作承诺，应该算是一种不成文的约定。”

　　换句话说，迈克亚当斯这样的传统男人正是摩门教徒们所期望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非传统的。直到最近，迈克亚当斯依然是纽约颇有名望的戴维斯律师事务所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他，曾在律师事务所为克林顿和希拉里工作，并在35岁成为美国犹他州最年轻的州参议员。他是个保守派，通过帮助同性恋人争取权利在民主党中一举成名。他反对“8号提案”禁止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与2008年参加总统大选的米特·罗姆尼不谋而合。与此同时，在迈克亚当斯的思想和信仰中，自1890年以来一直被官方禁止的“一夫多妻制”完全是合法的，更是值得倡导的。

　　迈克亚当斯是摩门教徒中的一员，而米特·罗姆尼可能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坛最有名的摩门教徒了。相传，早在两个世纪以前，不识字的农场工人约瑟·史密斯创立了摩门教，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的名称，由于其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在第1世纪时所建立的最原始的教会，故一般称“基督教会”，1838年4月26日才正式称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简称LDS。信仰摩门教之人被称作摩门教徒，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一夫多妻制。

　　时至今日，摩门教正日益走近普通大众的生活，美国的摩门教徒已经颇具规模，而且大都是精英人士。从参选总统失败的罗姆尼到肥皂剧中经常看到的一夫多妻制家庭，摩门教徒的影子在美国这一代人中随处可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和罗姆尼是政客中的代表，著有《暮光》吸血鬼系列作品的传奇作家斯蒂芬妮·梅耶则是文学界的代表。此外，流行的保守派谈话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和畅销书《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柯维也是摩门教徒中的一员。

　　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在大型公司和机构中，摩门教徒也比比皆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Gordon Gee、捷蓝航空公司创始人大卫·尼尔曼、万豪国际酒店负责人小马里奥特、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调查显示，在当下公司30岁到40岁的人群中，摩门教徒的数量正在大幅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呈加快趋势。一名纽约的投资银行家说：“我大学的最后一年一直在JP摩根做接待工作，他们从普林斯顿、耶鲁、哈佛、伯明翰和杨百翰大学招收很多精英。杨百翰大学？是的，隶属摩门教的杨百翰大学是全美最大的教会大学。那时我才意识到，很多摩门教徒在前赴后继进入华尔街。”

　　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把目光对准摩门教徒，著名的蓝筹公司也不例外。在哈佛商学院，女学生谈起吸引他们目光的男生无非是三种：参军者、麦肯锡管理顾问和摩门教徒。

　　虔诚和金钱的结合体
　　过去100年来，除了口碑和名声不断惹人注意外，摩门教徒的数量也在迅猛增长。美国人口总数的1.7%都是摩门教徒；在全球范围内，摩门教徒的数量也从1900年的25万人增长到1948年的100万人，再到如今的1300万人。摩门教堂的资产估计在25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之间。按人均计算，摩门教堂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宗教机构了。

　　得克萨斯州贝勒大学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曾大胆预测，摩门教将在本世纪下半叶成为自伊斯兰教以来另一个全球信仰的新教派，而其创始人约瑟·史密斯更是经常被称为“美国的穆罕默德”。芝加哥社会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表示，美国各大教堂持开放态度，并不排斥其他信仰的人进来礼拜，所以教堂门前的长凳上总是坐满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摩门教徒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

　　也许，摩门教不同于其他教派最有说服力的标志是：它的成员大都是虔诚和金钱的结合体。大多数时候，虔诚和金钱在宗教中结合得并不是很好，比如说虔诚的犹太教徒，往往收入比较低，受教育程度也很低。而在摩门教中，金钱与虔诚并不互相排斥，这无疑为其教徒标注了“精英”与“成功人士”的标签。

　　谈到摩门教在美国精英人士中颇受欢迎，迈克亚当斯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我在犹他州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长大。在我童年时，爸爸曾有一些就业机会，但没有一个能持续长久。他吸烟、喝酒，并不是摩门教徒。”童年时的迈克亚当斯并未足够开阔自己的眼界，他的故事也不是“成功+金钱”催生另一个“成功+金钱”的范本。后来，一段传教培训改变了一切。

　　19岁的时候，所有摩门教男人都要花两年时间执行一项培训任务（女性在21岁时执行，时间为18个月）。任务是异常艰苦的，而且需要教徒自己支付全部资金。尽管19岁时迈克亚当斯还在大学学习法语，但他还是到圣保罗执行传教培训任务。艰辛的训练过程在迈克亚当斯的记忆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至今仍记忆犹新：“全世界有二十几个可供选择的训练中心，你在那里几乎每天12小时都在不停息地工作。”

　　在犹他州传教士训练中心（MTC），门口挂着“游客不许入内”的牌子，记者说明来意打算进去采访，其中要走的程序竟然长达几个星期。今年2月下旬，记者走进训练中心时，发现院子里有12栋崭新建筑，看起来像是积雪覆盖的山峰。在建筑内部，空旷的墙壁上到处挂着约瑟·史密斯的照片。
　　在MTC和其他传教士训练中心，新来者往往被分配一个伴侣。他们在长时间的训练过程中一起学习，一起吃饭，一起运动，学员们的所有活动也都是分组的，谁也不能单独行动。MTC负责人拉尔夫·史密斯对记者说：“来这里训练的孩子都是19岁左右，这正是他们在学校上学或玩电子游戏的时节，但在这里他们却要努力训练，不停工作，并为自己定下长远的发展目标。”拉尔夫·史密斯随后叫助手递上来一份即将前往乌克兰的女性学员的时间安排表。她每天6点30分起床，晚上10点30准时熄灯睡觉，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学习乌克兰语，有时也研究饮食习惯和宗教习俗。

　　迈克亚当斯说，正是在MTC自己才真正开了眼界。“我发现，那些学员的父亲有的是大主教，有的是大富翁，而我正与这些人为伍，这样的环境不是由我的父母决定的。”

　　培训的秘密

　　罗德尼·斯塔克的研究表明，成功的宗教信仰往往可以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社交观念，“没有什么比做一个传教士更能让他们有责任意识了”。迈克亚当斯和记者谈到自己在巴西的那段传教时光。“每个人都说做一个摩门传教士要花费两年训练时间，事实上人们都忽视了之前的六个月语言训练时间。刚开始到巴西的时候我不能和任何人说话，人们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有一次我做梦说着英语，醒来后发现自己仍身处巴西，挫败感顿时油然而生。”在做培训的这段时间，教徒们甚至不能与家人联系，除了圣诞节和母亲节外，连电话都不能打。此外，他们阅读的东西也都受到严格限制。一位资深投行家也曾在巴西传教，回忆那段经历时，他满腹酸楚：“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吃午饭的情景，我只是想喝一杯水，结果却不知道怎么表达。”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宗教社会学教授莫斯提出一个著名的悖论：在宗教领域，信仰的忠诚度是和所受的苦难成正比的。为了信仰所承受的苦难越多，忠诚度也就越高，也更容易成功。的确，在巴西和MTC承受的多年磨练帮助迈克亚当斯和其他同伴开发出现代企业和政府亟需的技能，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知道如何想办法摆脱困扰，这为他们在政界和金融界成为精英人士铺平道路。后来，当教会意识到迈克亚当斯足够成功时，便聘请他为培训者，帮助其他摩门教徒培训技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领导力一点点积聚起来。
　　摩门教徒管理大师史蒂芬·柯维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伦敦传教，他说，那段时间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我在书中的很多观点不是基于摩门教信仰，而是建立在那段生活的基础上。此后，我可以在电影院、公共汽车、伦敦塔或其他任何地方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到美国后，柯维跟父亲说自己不想继承家族产业，而是想做一名教师。最终，柯维在哈佛商学院进修，用他自己的话说：“传教生活让我更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任，我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

　　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哈佛商学院一名领导曾对记者表示，过去20年来，到学校申请进修的摩门教徒越来越多。当然，最主要的摩门教学校是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在那里摩门教徒每年只需支付5000美元学费，相当于常春藤联盟院校学生的十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杨百翰大学每一寸土地上都流淌着精英的血液。金·史密斯曾经是高盛的高管，现在他是杨百翰大学教授。他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华尔街的时候，几乎没有摩门教徒。但现在正如他所说：“银行纷纷聘请摩门教徒就像是在争着买一只股票：价格低，却有超值的回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从杨百翰大学毕业的学生马上准备结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对记者说：“结婚组建家庭，会让你对生活更有责任感。你可以告诉你的父母你的毕业成绩不是很好，但跟配偶解释却要花一番功夫。”

　　在高盛工作时，史密斯曾因工作原因不得不搬到东京。“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但我和家人并未感到丝毫不适，我们把这当成是另一次摩门教徒培训。”迈克亚当斯的故事如出一辙。“当我和妻子毕业第一次来到纽约时，我们用一辆大卡车运了很多东西。早前我们并不认识那些邻居，但我们到的时候却有15个人帮我们装卸杂物。我的社会关系网早在摩门教徒培训时就已经形成了。”

　　对摩门教徒来说，社会关系网尤其重要，因为教会没有专业的神职人员。12岁时，男孩开始进入教会，14岁时开始成为“老师”，16岁便可成为一位全职的牧师，每个名号下的教徒都有各自的职责。这套系统并非十全十美，不是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职责，而且大多数高级领导是男人，教会结构更像是传统的男性主导社会。
　　当摩门教逐渐在社会浪潮中站稳脚跟之时，猎头公司也把目光对准了那些教徒们。摩根大通常务董事斯科特·奈科姆表示，华尔街已经把杨百翰大学看作是最优秀的生源地：“那里的学生阳光，成熟，受过良好教育，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职业道德和非常出色的团队意识——这极其符合我们的企业文化。”

　　调查显示，杨百翰大学毕业的摩门教徒很少有华而不实的领导人，通常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都是“勤恳敬业，价值突出”。据说，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和中情局也非常喜欢摩门教徒，因为他们能掌握多种语言，在工作上有很大优势。

　　迈克亚当斯认为，尽管当今世界对摩门教徒还有很多误解，但他们只是埋头工作，在实际行动中证明自己，这也是他们能成为精英的关键因素。当下，美国之外的很多地方也有摩门教徒，相对来说，华尔街那种宽容的氛围更容易为摩门教徒们提供成功的土壤。有趣的是，在一些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摩门教徒的数量正成倍增长，其中就包括巴西。

　　在摩门传教士训练中心走廊的牌匾上，写着教徒们必须要经过培训的十几种语言，其中还包括宿务语、苗语和他加禄语。牌匾旁边是一幅世界地图，摩门教会已经开始运行的国度被用红色标记标识出来，仅有中东和其他部分国家依然是灰色。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摩门教徒会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认可，因为他们从不曾改变其精英本色。

　　摩门教

　　1830年，约瑟·史密斯创立了摩门教，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的名称，1838年4月26日才正式称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自称为基督教，是由于它也以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救赎为核心，并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也是旧约中先知所预言的基督及弥赛亚(救世主)。除了一般基督教会所使用的圣经之外，教会的标准经典也包括摩门经。因此，许多人士便以“摩门教”、“摩门”或是“摩门教徒”等别号来称呼“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以及其信徒。

　　摩门教信仰和“主流的基督教信仰” (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大多数基督新教在内的宗派)自1820年代后期圣徒运动开始之时就在教义上有极大不同的意见。摩门教徒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自认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教会宗派不同；他们本身热诚地拥抱犹太人和犹太信仰，这种热心主要是因为摩门教徒相信他们与犹太教在历史上和教义上有极大关联。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国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国。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国。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国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国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国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国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国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国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国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国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国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国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国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踏上回家的路，咋就这么难？

17、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党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国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国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病从口入，不只是卫生问题，更是良心问题。

23、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国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中国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堵车，让城市居民更痛苦。

24、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国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国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被”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国庆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听证会成“涨价会”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非诚勿扰”非常呈现“拜金女”。

32、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用“XX后”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王小东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iPed。

事实上，中国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国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戏说历史，新《三国》后来居上。

38、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视频。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国网民也手足无措。

40、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唐骏、朱学勤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７０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国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国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国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国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国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国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本报资料图

43、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国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盲道“失明”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国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国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国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国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国际名牌中国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国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国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国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国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国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危险习惯暴露转型期社会问题

【作者】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虽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人正在习惯的50个异常现象中，我们首先能归纳出的是“矿难频发”、“百姓跪访”等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这些现象实质上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体现，至少反映出两个矛盾：一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二是官民隔阂、甚至对立。

消除矛盾需照顾各阶层利益

虽然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们却一方面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民众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往往使得一些个别事件，迅速发酵扩大，最终形成某种程度的群体行为和事件。当然，对矛盾的宣泄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上网发发牢骚；也可能是行为上的，比如频发的群体性风波等，后一种类型自然对社会公共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我最近正在进行有关“两极分化”问题的调查研究。有91%的人认为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近四成的民众认为两极分化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只会加剧和扩大。这其中有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问题，也有先富政策的原因，已使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提前出现了两极分化。

既然分化已经形成，完全消除它须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不能采取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政策。在避免社会因矛盾加剧而出现不稳定因素时，我们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底层民众的收入，让底层民众看到生活的希望。第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使中产阶级个体坚强、整体成熟。上世纪的中国中产阶级心态比较优越和自豪，但现今由于过高的房价，变成了一个个“苦奴”心态，比如成为“房奴、卡奴、车奴、孩奴”等。所以，如何培养和加强中产阶级队伍建设，如何扩大他们的收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是当务之急。第三，要限制高管和富人的收入，保护富裕阶层靠正当合法途径获取的合理收入。当然，这方面工作怎样不触及社会敏感的神经，需要高超的艺术。

感性文化要向理性文化转型

除了上述提及的“社会矛盾”，我们也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现象，包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油价涨多跌少”等在内。虽然“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农民工、学生等流动人口过多，社会运力不够，但不能否认特权垄断和部门“潜规则”加剧了这种状况。因此，改变或防止这些现象继续出现需要国家能够及时治理住官僚部门的不正之风。

这又回到了官民矛盾的话题。改革的对象有行政部门、有垄断部门，还应该包括国有垄断企业。有些中国的事情可能老百姓看不懂，因为它们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例如，油价涨多跌少肯定不符合规律，因此包括我也会怀疑，是否背后还有人为操纵的迹象？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追求利益是企业的既定目标，但如果这一目标也同样适用于地方政府，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看到“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这说明城市建设缺乏规划，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人为的城市化水平，不断盲目进行扩张。为了领导政绩而不考虑子孙后代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这暴露出当下地方政府喧嚣浮躁、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弊病。

而这种“喧嚣”的氛围浮现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追求金钱拜物教，追求感官刺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信仰了。

最好的例子来自各类相亲节目中的“拜金女”宣言，来自不尊重历史的戏说剧成风，来自学术腐败、“艳照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化都属于感性文化，追求娱乐化。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向理性文化转型。我们要重视价值体系建设，特别是古代的文化价值体系，譬如礼仪廉耻，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只有这么做，才能引导人们去找寻真正的幸福。

本报记者 邓媛 实习记者 谭心蕊/采访整理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

(一)房价何去何从?

所有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房价会一直涨上去吗?关于这一设问的答桉将直接影响投资和消费取向：试想如果房子一直涨下去，那它就是最好的投资品，而消费型购买力也不会再执币观望。问题是，不可能有一种商品的价格会无限制地上涨，最终结果有三种，一是周期性回归，二是达到稳定平台期，三是暴发性崩盘。土地的政府垄断属性和政府的强力干预能力使周期性市场变得不可能，暴发性崩盘也不符合政府和开发商的长远利益，所以权力机关最希望看到的是房价最后达到一个稳定平台期。

这个稳定平台期并不是说价格不变，而是通过稳定的价格增长达到最大可能地攫取社会财富的目的。所以说政府控制房价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一种稳态，这种稳态是政府尝试出来的人民能容忍的底线;在这一稳态下房价会持续增长，增长来源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然而这种稳态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正是这种稳态中蕴含着极大的不稳：当社会盘剥处于临界状态的时候，系统中的任何扰动都可能扩展到全局：比如公民抗风险能力丧失带来的负债能力下降很容易扩展到金融领域形成坏帐，比如中央政府事实上无法控制地方官员对利益的过度追求所带来的系统风险，比如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的变动极易形成国内价格风险，进而引发社会风险。

总之，当公民的经济基础被房地产业破坏之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事实上也就破坏了;当公民的抗风险能力丧失之后，这个国家缓冲危机和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就丧失了。没有公民个体经济的缓冲，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而一旦突发事件出现，投资过盈的房地产业必然如惊弓走兽，最后暴发式崩溃几乎不可避勉，而这一暴发将是社会经济崩溃的引线。

(二)房地产是高通胀的罪魁

为了防止房地产业带来的系统风险，国家会采用各种行政、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平衡各方利益，比如规定土地使用方式，调整信贷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不论如何调整，政府的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平稳地取得社会财富，这一过程中我们感受最明鲜的就是通货膨胀。归因于去年年底的大规模投资，中国上半年的信贷巨幅增长，而彼时的CPI还处于负数，这正是本轮房价疯涨的大背景。信贷增长增强了房地产商的信心，世界经济的低迷和“保8”的行政号召让地方政府明正言顺地改调控为鼓吹，放信贷和抬地价并举，形成供给型通胀。同时，信贷政策放宽也刺激了消费和投资需求，这部分需求催生的购买力把房屋成交量和价格再次拉高，进一步形成价格上涨预期，吸引更多投资和消费进入。最后，为了防止公务员们受到冲击，政府部门工资再次调整，这些增发的工资和各种福利卡最终回流到社会从而加速了贷币贬值 (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越来越穷，但高档商场里依然人头攒动的原因)。地价和腐败成本上涨的供给型通胀和投资/消费上扬的需求型通胀配合公务员带来的增加贷币，最终完成了刺激经济的全过程。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售楼处前的长队和满街重新开张的中介公司。

早有专家称“适度通胀”是有好处的，这话在中国真的很“真理”。通胀让老百姓感到存钱贬值的切肤之痛，不得不掏出钱来买房，哪怕几十年节衣缩食;通胀让房价时刻处在名义价格上涨中，即使真实价格低迷也会形成追涨的心理预期;通胀由政府部门开始却归利于政府部门，同时隐性地降低工人工资，悄悄攫取社会财富;通胀可以消弥人民币上涨的压力，保持出口，宁与外鬼，不予家奴。

然而，这些专家的“真理”又是如此卑鄙，他们的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就是不顾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困窘，就是全国80%的老百姓不得不做房奴，就是公务人员和权势人群的高人一等，暗渡陈仓。他们用“通胀”逼着老百姓买他的地，买他的房，活跃他的市场，玩他的GDP，保他的8。

可悲的是，这种通胀是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他必须保持经济的高增长以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时刻取得剥削利润以维护庞大的官僚机构，必须依靠增发货币来冲抵银行坏账和腐败渎职的亏空。这种通胀在资源高度集中于房地产业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必要：因为你已经为这个食利行业筑起了那么高的坝，你就不得不往上接着填土–可怕的是，这些土正是从坝基上挖起来的。

房价高启引发了通胀，房地产业的一枝独秀使通胀效果锐化，加速了通胀的传导，恶化了通胀后果。更可怕的是，当这种通胀成为惯性的时候，它就会超出政府控制的范围，最终会演变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三)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毒瘤

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房地产业究竟是一个什么行业?是加工业吗?不是，水泥，钢筋，空心砖这些都有专业厂家生产，而且是高度竞争地生产，从没听说哪个生产水泥钢筋的工厂暴富的;建筑行业吗?也不是，那些真正从事建筑业的公司和工人不但没有因为房价上涨而分得利润，反而经常被拖欠薪水，求告无门;是设计单位吗?也不是，随便找一家建筑设计院给个三瓜俩枣图纸就出来了;是高科技行业吗?也不是，别说高科技，就是把墙垒合格，房顶别漏水，挖个坑别倒掉大家就心满意足了。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这个被各级政府当作支柱产业，被任志强潘石屹之流说成是“极为复杂”的房地产业究竟是一种什么行业?我告诉你，这个行业是建立在厚黑经济学之上，依赖于强权体制，从老百姓手里抢夺劳动果实，在各利益相关部门间进行价值再分配的 “高级的”“形而上学的”的神秘行业。这个行业确实非常复杂，因为里边有太多利益关系要协调考虑(唯一不用虑的就是老百姓)，哪尊佛都不好惹，稍有不慎就可能鸡飞蛋打;这个行业只需把地拿过来交给建筑公司就算完成了全部表面工作，而真正的实质工作则在于联络、协调、打通、吹嘘、收买、威胁和出卖。这个行业对国民财富只有挥霍而没有贡献，却号称创造了最大份额的GDP，被当成了救市明星;这个行业把权力之手戴上商品的手套，堂而皇之地把老百姓口袋里血汗钱抢的一干二净，却挥动着抢来的钞票说是拉动了内需。

有开发商说，“看看吧，98年房改之前城市居民住房条件怎样，现在连刚毕业的学生都可以买房了，这都是房地产业的功劳!” 听起来有理，但他的逻辑是虚假的。房改之前当然有问题，依靠单位分房当然会造成供应短缺，这是计划体制的弊端，是必然要改的，但改的方向是把原来单位控制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变成公共土地使用权，用市场方式把土地还给人民，而不是卖地生财。事实上98年的23号文件明确规定，只有高收入家庭才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和享受廉租房。如果依照这一思路，不仅大家可以买的起房子，房价也涨不起来，这是2003年的现实，那时政府和开发商也没有挨骂，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民怨沸腾。问题是各级政府追求利益的渴望是无穷的，为了攫取更大利益，他们悄悄改变了房改的方向，把房屋建设市场化偷换成卖地赚钱，把高收入阶层购买商品房偷换成绝大多数老百姓购买商品房。于是，从2003年的18号文件开始，房价开始窜升。所以说，我们从来没说房改错了，但不同的改革方向后果却完全不同，同样是老百姓能住上房子，一种是用适当的价革购买，一种是让人民倾尽祖孙三代积蓄购买，而我们恰恰选择的是后者，讽刺的是，这还是土地归全体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中国!

“让中国人能买房”不是任志强的功劳，“让中国人花三代人的积蓄买房”却一定是任志强抹不掉的债。即便是“让中国人买房”这件事，恐怕也不能算在任志强头上：真正让中国人买上房子的不是开发商，而是各级政府和政府手下的银行，开发商只不过是一个马仔– 而他们真正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中国人买上房子，而是为了中国人买他们独一家的天价房。这时，房子的商品属性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抽象成了一种抢钱工具，而且几年以后可以重复使用。

我们看到，中国的房产业根本就不是一种“行业”，只能算是一个匪帮，是政府用来取利工具。这一本质使它成为中国经济的毒瘤。一方向，它把大量资金吸纳到这个既不具有创造性，也不具有先进性，连社会财富也不创造的部门，使其它行业失去资本支持，萎缩衰败，最终使中国经济走向死亡;另一方面，这些进入权贵手里的社会财富极少能形成再投资，大多数流向国外银行或进入奢侈品市场，成为巨大的经济漏斗，使中国经济血脉耗竭;最后，这些权贵和腐败资金形成投机热钱，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后形成继续掠夺人民资产的黑洞(比如内幕交易的股市)，破坏经济秩序，伤害公民经济基础，形成社会危机。当经济漏洞大到无法弥补，中国经济的血液循环失效，金融系统失灵时，国家必然再次使出通胀手段弥补亏空，于是物价再次疯涨，社会再次动荡，由此引发的危机必将无可补救。

(四)房地产刺激内需：荒谬和无耻的嫁接

现在流行一种谬论，说振兴房地产就是振兴经济，保护房地产就是保护经济全局，老百姓买房就是爱国。这种说法很有迷惑性，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内需不足的大背景下，依靠房地产带动上游产业，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的思路很有市常

然而，这是彻彻底底的逻辑欺骗，是居心叵测的蛊惑。

首先，这种言论因果倒置。我们之所以受全球经济滑坡影响巨大，是因为内需长期停滞，而内需不足起因于垄断性商品的长期高价，特别是房价高悬，让老百姓买了房子就没有消费能力。所以，恰恰是高房价导致了内需不足，现在反而鼓吹依靠发展房地产拉动内需，不是南辕北辙吗?

第二，这种言论偷换概念。它把“内需”偷换成“花钱”，好象只要老百姓花了钱，内需就起来了，但他故意忽略了老百姓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花这个钱，花这个钱是不是值得。本来就没有那么高价值的房子却要老百姓花高价购买，这不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需求，也是不是正常需求该有的价格，这不是“内需”，而是垄断力量下的抢劫。

第三，这种言论只论局部，不论整体，犯了局部论的大忌。它只看到房地产的交易总额扩大了，就认为内需提高了，却没看到其它行业因此失去了需求，导致整体需求下滑，这是一种饮鸩止渴。

第四，这种言论忽略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关系。它认为只要房地产火了，上游产业就会被带动，但他忽略了房地产的火爆并不必然导至上游产业的繁荣。认为房地产会拉动上游经济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错，但在中国其效果要大打折扣。举个例子，如果房子供应量不变，房价涨了一倍，则房地产业的“内需”总量增加了一倍，但上游产业完全没有受益。事实上，就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房地产业并不是个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个黑帮，进入这个龌龊行业的资金大部分被开发商和贪官截留，很难传导到上游形成资本。因此，上游产业的资本依然不足，工人生活依然困难，企业依然不堪重负。

第五，这种言论割裂了事物发展过程，缺乏发展眼光。以高价抢掠为特征的房地产业越繁荣，老百姓在未来就越没有消费能力，用房子“刺激”出来的内需越多，我们未来的内需就越衰竭，我们现在越是表现的“内需”，我们将来就越是“内虚”。

除了逻辑上的荒谬，“房地产刺激内需，拉动经济”这种说法更显出无耻。

内需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这本来是一个政府该为之服务的根本，现在却需要“刺激”，为什么?是社会财富过多，老百姓需求满足了吗?不是，多少人连基本住房条件还没有满足，怎么会没有需求?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要被人翻上无数遍，怎么会没有需求?可是，因为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我们手里没钱，我们得自己赚钱看病，养老，上学，我们就是再有“内需”，也不敢花钱，也只能忍着。因为贫富分化导致相对需求不足，这正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基础，却是中国活生生的现实;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却走的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这本来就是政府的严重失职，是要深刻检讨的重大失误。可是那些地方政府呢?他们从没想过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来提振需求，相反，他们认为我们“有钱不花”，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全局”–好，你不是不花钱吗?我把房子涨价，逼得你非把祖宗八辈的钱都掏出来，再背一辈子的债，你要是不忿，那就是破坏经济建设，就是不爱国!

多无耻啊，把老百姓的保命钱硬抢过来吹嘘成“刺激内需”，他们真的是为了老百姓的“内需”吗?不是，老百姓的需求是质量合格住房，可楼脆脆，楼倒倒随处可见，连住房安全这一最最基本的需求都不想满足，他们刺激的是什么“内需”?我看，“刺激内需”的全称应该是“刺激你花钱，满足我的内需”。

如果有关部门真有诚意刺激内需，其实办法多的很，比如对老百姓减税，对企业减负，减少官员贪污浪费，取消地方壁垒，减少经济运行成本，构造社会福利体系，保障低收入家庭生活，等等。只要公民和企业的负担减轻了，老百姓的生活有保障了，收入提高了，当然就敢花钱了，还用得着你用爱国来说教?可是，这帮人，放着这些真正刺激内需的正途不用，想到的竟然是涨房价，竟然是见缝插针增加契税和出让金! 用涨价和加税来刺激内需，恐怕地球上也只有这个神奇的国度才可以宣传的如此厚颜无耻，理直气壮。没办法，谁让那些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办法对官老爷们有损无利呢?

可是，拜托你别再拿“买房爱国”来玩弄穷老百姓了，行吗?

(五)房地产业本质上是掘墓业

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最终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他指的是工人阶级。这一论断其实是普遍的，任何社会在对受压迫阶级疯狂压榨的时候都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但真正掘统治阶级墓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们自己。

我们已经讨论过，由于对社会经济资源无节制地抢掠，浪费和转移，房地产业不仅挤占了其它行业的生存空间，也耗尽了这个国家公民经济的基础，透支了未来几代人的生存资源。我们可以想一想，十三亿缺少社会保障，被榨干了血汗的中国老百姓，他们有了病没钱治，老了无人赡养，上学掏不起学费，找工作没有岗位…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房地产业的鲸吞蚕食下，百业萧条，科技停滞，创新无力，资源匮乏，经济萧薄，这样的国家怎样抵抗突发的天灾人祸?再加上环境恶化，竞争过度，道德破败，官匪横行，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还有什么明天可以期待?这样的国家，又怎么可能维持的长久，这样的国民，有又什么资格奢谈“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靠盖房子走向繁荣富强的。当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最不值钱的就是房子。当初满清破败的时候，王公贵胄的豪宅府第全都一钱不值：因为房子就是房子，对国家而言它不具有生产力上的先进性，不代表任何国家竞争力，对老百姓而言，当失去政治标签的时候它是最累赘最没用的资产。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搭在房子上，轻则说这个国家缺乏进取心和竞争力，重一点说，就是在挖这个国家的坟墓，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未来。

可是，难道那些官员不知道以房地产为纲的恶劣后果吗?就算他们愚蠢，那么多智囊，智库，就不会给他们提个醒吗?为什么他们还这么干呢?

我想他们是知道的，而且比知道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但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在位时就算没人送房子，也可以以集资、补贴等形式买便宜房，所以他们对高房价并没有抵触，相反，他们可以在高房价中可以赚个钵满盆盈;等退了位，没能耐的可以找个地儿安心养老，有点儿能耐的可以旅居海外。他们对这个国家只有有限责任，只要在位时捞足了，退位后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哪管它是不是洪水涛天?

官员们的贪婪无法遏制，老百姓依然愚昧，环境依然持续恶化，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在房价高起的同时一步步被掏空。我能预期的依然是个崩溃的远景，而崩溃后那些把几代人的希望都压在一个房子上的老百姓凄惨的生活让人尤为不忍目睹。我只建议那些还在房子上面沉迷的人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可以把投向房产的资金转一部分向黄金或外币，为自己保存一些生存的希望;那些不得不承受高价的人们，也要有面对坍塌的心理准备。

这倒是挺让人意外的，不过想来也是，寄信，现在我们都会优先选择特快专递。拍照，要立等可取；出行，最好是走高速公路；就连结婚，很多女同胞都要求对方最好有现房现车。

　　社会的变迁和方方面面的压力使我们越来越不能容忍等待，而另一方面无休止的“只争朝夕”又让我们身心俱疲。

　　该调查也提醒我们：有时候多点耐心反而能发现更多的快乐。

新周刊 中国人被指丧失慢的能力 不耐烦成为社会心态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

　　急之国

　　中国人，赶时间。

　　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着急最不耐烦的地球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克尔凯郭尔语)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

　　就这样，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不耐烦透视中国人的时间观

　　谁按下了中国人的快进键？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文/陈漠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五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由亲戚带着走VIP通道进去，因为排队要半小时。我们在机场大闹值班柜台。我们在电话里对着客服人员吼：“马上给我搞定！马上！”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慢不下来的中国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 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

　　史密斯把他观察到的中国人的缓慢行为归结为：“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

　　最有趣的是，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史密斯说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缺陷。此书近年的再版序言中，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写道，辜鸿铭论述“中国人的精神”其实是把史密斯的书作为潜在的对话者，林语堂着《吾国吾民》也是在煞费苦心地回应此书，而鲁迅则一直遗憾没有人翻译这本书，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又是一个外国人发现了中国人的急躁。杜威曾说：“这场运动的感情成分多于思想成分。它还伴随有夸张、混乱以及智慧与荒谬的杂合。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这场运动在开始阶段具有急功近利的特征。”当然，近年来我们重新发现胡适，似乎为杜威的观察提供了一些例证，我们似乎又在“返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科技就是不耐烦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作者对航空延误和堵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去年(2007年)有超过1/4 航班停在停机坪上，在夏季高峰时期，这个数字几乎达到30%。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你也许可以选择准点的航班。可是，现在还有谁不是在网上订票的吗？”

　　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它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发明电话等待音乐的人，一定是失聪的。他担心人们听10分钟的嘟嘟声会疯掉，就好心地让人们听10分钟的洒水车音乐。实际上，没人会听10分钟的嘟嘟声，大家都会挂掉，而耐心听完10分钟的洒水车居然还没有人接听，接着洒水车又从头开始了，这时候才真的要疯了。

　　发明服务性微笑和公关式语言的人，一定是面瘫和口吃。他肯定觉得服务人员的微笑和滴水不漏的回答会有助于缓解客户的情绪，但事实却是，当你迫切需要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希望看到的是客服人员和你一样着急，而不是对你慢条斯理地露出八颗牙齿：“我们正在跟进。”

　　跟进！谁发明的这个词？

　　不耐烦是社会心态

　　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

　　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如今打的，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超车。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这是时代加重的烦躁症，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了烦躁。

　　抛开时代，还有哪些条件会引发你的烦躁？

　　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和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去控制，而不知所措。

　　但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你可以不排队买房，反正涨起来，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你可以不急着结婚，反正你还没有买房。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插位加塞挤来挤去，一分钟也不愿意等，焦躁不安。

　　而且，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比我们的快。

□ 新周刊

　　*上世纪80年代挣钱靠勇气，90年代靠关系，现在必须靠知识能力!

　　*在我看来有三种人，生意人：创造钱;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为社会承担责任。企业家应该为社会创造环境。企业家必须要有创新的精神。

　　*发令枪一响，你是没时间看你的对手是怎么跑的。只有明天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1.免费，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的确，免费是个很诱人的东西，最显著的例子却不是马云也不是阿里巴巴，而是马化腾和他的QQ。从98年开始，QQ就开始提供免费的即时聊天账号和软件下载，并且在功能上不断完善自己，直到有一天，那个胖企鹅说自己要收费了，我们才恍然大悟——你已经离不开他，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用QQ，从警察到妓女，无一例外。而直到现在，腾讯还保持着这个传统，每个业务初期都是免费的，瞄准现在年轻人爱时尚爱攀比的心理，赚足了票子。当你看见一张几K大的gif图都能卖 4、5块钱的时候，你就不能不佩服马化腾真是只老狐狸。

　　2.要假设你融不到一分钱的情况去做事业。

　　什么叫没钱?不是说你饭都吃不饱了，如果真是那样，你还不如去救济站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来的实在。如果你做网站就是为了赚融资，准备“花美国股民的钱”，那就也要假设一个融不到资的情况，毕竟你身边的部下你的兄弟都看着你，以你的马首是瞻，你自己爬不好摔死了是你活该，但是砸死一堆兄弟就是你不对了。不要眼高手低，踏实做事的人才有收获。

　　3.花时间去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

　　这个没什么好评论的，我认为，等你什么时候能看别人惨败的经验，看得一身冷汗，你就离成功不远了。如今反映成功的例子和书越来越多，我倒是希望哪个出版社出本《营销史上最傻B的100个错误》，肯定卖的好!

　　4.营销最佳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套用别人的话。

　　能打动用户的，只有你自己最真实的东西。套话谁都在说，你说的不烦人家听的都烦了，营销需要的是一个人，一个聪明的人，而不是一台3、4十块的复读机。

　　5.每个企业都会有使命感，但必须要有能做到的使命感!

　　你改变行业风气了?没有，该骗点击还是得骗，该打擦边还是得打。

　　你利国利民了?没有，能偷税漏税你一样会去偷，能少一个人干活你还是得开。

　　你为社会为政府为民族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

　　OK，埋头苦干，别管别人死活了，毕竟你还没成功。

　　6.最优秀的创业一定是简单的!优秀公司一定是简单的!

　　看看谁发家了，KFC和大M，连小学生玩大富翁都知道这两家的股票买了准赔不了，而他们卖的是什么?随便一个人都知道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汉堡薯条汽水冰淇淋，但是他们为什么能横行中国几十年搞的人尽皆知，而有百十种甚至上千种珍馐佳肴的国内餐饮业却没一个能在全国各省都开连锁的?虽然原因很多，但是简单是个大问题。其实互联网业跟餐饮业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是关起门来做内容，打开大门给顾客，但是你不知道你门里走进的顾客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喜好。最简单的，才是适合更多人的。

　　那么企业呢?一个企业开几十个上百个部门，员工分化严重，互相钩心斗角，你怕我不服你管，我怕你告我黑状，能把事业做好才怪。高在郎的eNet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曾经跟公司的每个人都说过，硅谷动力的人事不改革，他就做不到发布奥运会新闻那天。还融资还上市，扯淡!

　　7.如果你的公司目前只有两个人，你就在名片上把自己的称呼放低一点儿，这样会赢得尊重!

　　这个情况在很多小企业和小网站太常见了，明明是个4、5个人的小地方，非得告诉说这是CEO，这是COO，这是CFO，这是UFO……哦，UFO是飞碟。讲个小故事，当年刘备落魄之时，创业之初，公司只有两个铁杆员工，关羽跟张飞。而他们俩的官衔一个是马弓手一个是步弓手，连公孙瓒都说：“如此可谓埋没英雄!”此时刘备跟公孙瓒对话时也提及自己不过是“平原县令”，想想如果刘备当时说：“这俩是我兄弟，一起打黄巾的，关羽是骠骑大将军，张飞是兵马都督……”那我估计公孙瓒也不会拉着刘备一起投奔袁本初去了……

　　8.成功的企业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成功!这个很好解释，别把功劳一个人占了，要明白你今天的荣誉和地位是谁给你的，好好对待自己的下属，对待自己的员工，才能让你的威信更高，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是如此，毛主席说的好，“谦虚使人进步”……

　　9.不要在乎别人别人如何看你,要在乎你自己如何看未来,看梦想,看世界..!

　　10.女性创业是一个挑战，女性创业最大的挑战和突破在于用人，用人最大的突破在于信任人。

　　11. 赵尧你的整个成熟度，以及项目的可行性，我觉得刚才讲了，我们挺认同的。我可能担心的事第一您最骄傲的是你的团队，而你的团队恰恰是最担心的，创业时期不要找明星团队，或者成功者在一起，已经成功过在一起创业很难，创业初期要寻找那些没有成功，渴望成功，团结的团队。等到你一定程度的时候，请到一些人才，对你的投资，非常好。尤其是那种35岁，40岁的话已经有钱了，有成功了，我提醒你，创业要找最合适的人，不一定要找最成功的人。

　　12.我想很多事自己不想干就会变成任务.任何事如果不是强烈的兴趣都很难做好.创业就是那样的.

　　13. 不要迷信成功学要多看别人的失败经历(很多时候少听成功专家讲的话。所有的创业者多花点时间学习别人是怎么失败的，因为成功的原因有千千万万，失败的原因就一两个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少听成功学讲座，真正的成功学是有心感受的，有一天你就是成功者，你讲任何话都是对的。)

　　14.“我永远相信只要永不放弃，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最后，我们还是坚信一点，这世界上只要有梦想，只要不断努力，只要不断学习，不管你长得如何，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男人的长相往往和他的的才华成反比。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对大部分是死在明天晚上，所以每个人不要放弃今天。”

　　15.“我认为，员工第一，客户第二。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网站。也只有他们开心了，我们的客户才会开心。而客户们那些鼓励的言语，鼓励的话，又会让他们像发疯一样去工作，这也使得我们的网站不断地发展。”

　　“Judge 一个人， 一个公司是不是优秀，不要看他是不是Harvard，是不是Stanford.不要judge里面有多少名牌大学毕业生，而要judge这帮人干活是不是发疯一样干，看他每天下班是不是笑眯眯回家。”

　　我们认为与其把钱存在银行，不如把钱投在员工身上，我们坚信员工不成长，企业是不会成长。

　　16.“今天要在网上发财，概率并不是很大，但今天的网络，可以为大家省下很多成本。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替你发财，只有你自己才能替你发财，你需要的是投资和投入，spend time，invest time，on the internet，把自己的时间投资在网络上面，网络一定会给大家省钱，但不一定今天就能赚多少钱，赚钱是明天的事，省钱，你今天就看得到。”

　　17.“看见10只兔子，你到底抓哪一只?有些人一会儿抓这个兔子，一会儿抓那个兔子，最后可能一只也抓不住。CEO 的主要任务不是寻找机会而是对机会说NO。机会太多，只能抓一个。我只能抓一只兔子，抓多了，什么都会丢掉。”

　　18.“任何企业家不会等到环境好了以后再做任何工作，企业家是在现在的环境，改善这个环境，光投诉，光抱怨有什么用呢?今天，失败只能怪你自己，要么大家都失败，现在有人成功了，而你失败了，就只能怪自己。就是一句话，哪怕你运气不好，也是你不对。”

　　19.“30%的人永远不可能相信你。不要让你的同事为你干活，而让我们的同事为我们的目标干活，共同努力，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面，就要比团结在你一个企业家底下容易的多。所以首先要说服大家认同共同的理想，而不是让大家来为你干活。”

　　如何把每一个人的才华真正地发挥作用，我们这就像拉车，如果有的人往这儿拉，有的人往那儿拉，互相之间自己给自己先乱掉了。当你有一个傻瓜时，很傻的，你很会很痛苦;你有50个傻瓜是最幸福的，吃饭、睡觉、上厕所排着队去的;你有一个聪明人时很带劲，你有50个聪明人实际上是最痛苦的，谁都不服谁。我在公司里的作用就象水泥，把许多优秀的人才粘合起来，使他们力气往一个地方使。

　　20.我们与竞争对手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而他们不知道我们想做什么。我们想做什么， 没有必要让所有人知道。

　　21.网络上面就一句话，光脚的永远不怕穿鞋的。

　　22.互联网上失败一定是自己造成的，要不就是脑子发热，要不就是脑子不热，太冷了。

　　我觉得网络公司一定会犯错误，而且必须犯错误，网络公司最大的错误就是停在原地不动，最大的错误就是不犯错误。关键在于总结我们反思各种各样的错误，为明天跑的更好，错误还得犯，关键是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23.我们是教人钓鱼，而不是给人鱼。

　　24.中国电子商务的人必须要站起来走路，而不是老是手拉手，老是手拉着手要完蛋。

　　25.我是说阿里巴巴发现了金矿，那我们绝对不自己去挖，我们希望别人去挖，他挖了金矿给我一块就可以了。

　　26.我为什么能活下来?第一是由于我没有钱，第二是我对INTERNET一点不懂，第三是我想得像傻瓜一样。

　　27.If not now，when?If not me,who?

　　28.互联网像一杯啤酒，有沫的时候最好喝。

　　29.阿里巴巴的六脉神剑就是阿里巴巴的价值观：诚信、敬业、激情、拥抱变化、团队合作、客户第一。

　　30. 我永远相信只要永不放弃，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最后，我们还是坚信一点，这世界上只要有梦想，只要不断努力，只要不断学习，不管你长得如何，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男人的长相往往和他的的才华成反比。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对大部分是死在明天晚上，所以每个人不要放弃今天。

　　31.三年以前我送一个同事去读MBA，我跟他说，如果毕业以后你忘了所学的东西，那你已经毕业了。如果你天天还想着所学的东西，那你就还没有毕业。学习MBA的知识，但要跳出MBA的局限。

　　32.对所有创业者来说，永远告诉自己一句话：从创业得第一天起，你每天要面对的是困难和失败，而不是成功。我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有一天一定会到。困难不是不能躲避，不能让别人替你去抗。九年创业的经验告诉我，任何困难都必须你自己去面对。创业者就是面对困难。

　　33.ebay是大海里的鲨鱼，淘宝则是长江里的鳄鱼，鳄鱼在大海里与鲨鱼搏斗，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要把鲨鱼引到长江里来。

　　34.一个公司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犯错误，第一是有太多的钱的时候，第二是面对太多的机会，一个CEO看到的不应该是机会，因为机会无处不在，一个CEO更应该看到灾难，并把灾难扼杀在摇篮里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大学出现精神虚脱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大学过分赶时髦 成为就业服务站

记：功利就摆在眼前，学生要就业，老师也有职称和收入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杨：现在我们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再看看当年西南联大，那时学者也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啊，但当时为什么就能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所以说，现在缺的是精神。

作为教育来讲，就业是一个结果，但不能把就业作为目的，本末不能倒置。就业不是一个学校能包揽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关系。经济不好了，岗位就少，就业可能就有问题。就业还和学生自己的选择有关系，如果不一哄而上，我们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架构，就业也会得到改善。

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

大学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传统。世界一流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显得很保守，剑桥、牛津、耶鲁都是以保守著称的。

所以，大学教育不能纯粹为了就业。学校教得好不好，学科布局合理不合理，招生太多或太少，社会经济情况如何，企业的用人理念，学生的选择和就业观念……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就业的情况。社会上现在有种不良倾向，把就业都怪罪于学校，这是不对的，学校只是负责各环节中的一部分。高校不能像农民，今年大蒜好卖就种大蒜。

我反对现在大学从边缘移向中心的观点。大学不是边缘也不是中心，它有自己的位置。

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记：您认为理想的大学的使命是什么？

杨：现在学术也被异化了，学术直接成为了赢利手段。有一个表现就是办些低层次的班。应该有一批人为了学术而学术，但现在这样的人很少。如果大学里的教师也没有这样的人，就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说，学术是有使命的，每一个从事学科基础研究的人都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

当社会出现各种问题，国家处在转型时期时，学者们应当研究清楚，我们该往哪里走。中国历史上，包括“五四”、“两弹一星”，都是学者在关键时刻作的贡献。我们的肩上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发展，对世界优秀文化吸收的责任。只有大学有如此综合的功能。大学如果有所失范的话，那么对国家的毒害性就非常大。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大学的领导，包括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一点，否则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会把大学引向歧途。

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大学担负着培养一代代精英的责任，像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以后的素养怎么样，决定着国家的走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批人的素养甚至决定着世界的安宁。所以二战之前，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表示担心，发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教育特别危险，果然这代人出来以后世界不能安宁。

记：回归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杨：首先要废除荒唐地对一个人、一个学校进行评价所谓的定量指标，比如SCI。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15年不发表任何文章，一直琢磨他的《正义论》，现在这本书成为了经典著作。但他讲课非常认真，当他讲完一学期的课后向大家告别，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他已经离开教室很远，学生还在鼓掌，为他的学术精神而鼓掌。有在场的中国学生问，你们要鼓到什么时候？他们回答，要这个教授在很远的地方仍然能听到掌声。

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的这种评价指标就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分房子一样，算分，一篇SCI多少分，这样的评价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家来？复旦正尝试用更科学的评价方法，比如，一个院系搞得好不好由国际专家来评估。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了解宽容是领袖的资质

记：20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杨：复旦为什么要进行通识教育？因为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按照现在的人才培养成长规律，35岁~45岁是极其关键的，这些人现在正在校园里学习。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第一，全球视野，非常开放的心态。不要像美国的政治家一样，觉得美国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派个军队打掉你。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这个世界如果只存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因为文化也像基因一样，需要杂交后产生新的文化，不能太狭隘。

第二，要对本专业有深入的理解，否则你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不行的。

第三，他们的伦理道德标准怎么样？贪婪的美国金融家在华尔街折腾，使全世界遭殃。你要培养这样的人吗？

第四，有适当的口才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管与哪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不管从事任何专业，都需要沟通能力。

第五，对自然和人文必须有批判性的理解。不要以为科学家就不需要人文素养，那只是一个科学工匠，成不了学术界的领袖。学术领袖必须是一个人格上非常完整的人。一流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连哲学家都为之惊叹。

所以，要澄清几个概念。通识教育是一个理念，不是和专业教育对立的。在这个理念下，专业课程、专业基础教育和应用类学校的专业课程有什么差别？我们会更加强调这门学科的智慧，强调基本学术思想、方法和学术史，而不是仅仅教你考试、解题的技巧。

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又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我们通识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正在改进。

大学校长不光是找钱的

记：回到您的身份上，有人说国外的大学校长都是去找钱的，您认为大学校长的使命是什么？

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大学校长一是找钱，一是找人。这是一个误解。找人的话也是本学科的人先去找，找钱当然也要找，但不是校长的根本任务。我总结了一下，大学校长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要出来发警示之言。

第二，大学校长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自己不能失范、失德。

第三，大学校长是大学使命和传统理念的守卫者，包括新的传统的创造者，是一所大学精神的代表。

第四，大学校长是这所学校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该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记：按照您说的标准，给自己打多少分？

杨：最多65分~70分，我在不断地努力。所以说，一个大学校长，第一，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的；第二，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写作；第三，必须要给自己有冷静思考的时间；第四，必须是全校教职工的校长，不是新闻媒体的校长，也不是上级官员的校长。

大学能改变社会现实吗

记：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多以应试为主，到了大学之后，4年内是否很难把已经接受了十几年的应试教育理念改过来了？

杨：对。这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随波逐流。只要我们坚守大学使命，不是说把它改变过来，至少有所改进。而且坚持几代人的话，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学要保证一定的保守性，否则如果老是受世风的裹胁、浊浪的席卷，那么大学在起到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大学的领导都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连我们都不坚守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反复地强调，不断地坚持，多年后就会看出效果，我们得有这个理想和信念。

炎黄春秋杂志的编者按：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中宣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

第二，从一定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它在向外扩散、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扩散过程中，也不是很纯洁的文化，难免泥沙俱下，鸦片随同英国商品进来了。因此，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着圆舞曲、迈着轻松舞步的过程。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为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诚心向西方学习，结果却是“先生打学生”。

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撞，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磨擦，避免冲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立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什么是开发区？一般解释是：开发区是一块地，有几平方公里，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这是从空间上的理解。如果从人类文明的传播、转移、吸纳、扩散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沿海开放，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做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磨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

关于现代文化焦虑

当前说的文化焦虑显然是指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是对心情、对精神状态的形容。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文化焦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近代的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那时也有焦虑，杜甫就有焦虑，但杜甫焦虑不是文化，他是焦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他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看见贫困而焦虑，看见战争带来的灾难而焦虑。我们民族号称有5000年的历史。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明农耕社会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因为在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生活资源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哪里去。只有农耕文明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里，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这样，人就和其它动物开始明显地区别开了。

要建立农耕文明，要种农作物，就得知道寒热暑湿、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这就迫使人从这里进入对自然的了解，逐渐产生了天文和历法。我们中华大地在农耕文明延续的几千年中，从秦始皇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下边是农户，有乡绅，然后有一层一层的政权，一直到最上边的皇帝。在自然观上比较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会观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为规范。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自然观跟农耕文明是适应的，不存在现在说的文化焦虑。

现代文化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说得确切一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问题就出在现代化上。而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掉了队的，就是比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差了好大一截。当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接触，就产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荡，进而发生了冲突。磨擦、震荡、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虑。

前几年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文化焦虑的心理。

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年，战争就打起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对唐宋时代的“唐化”、“汉化”，为什么没有人焦虑？那时很安逸嘛，为什么近代以来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后卖鸦片的进来了，打起来了，你跑我家门口来了，我就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外国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跟我们建立联系。最近几年大概有点感觉了，你发展了这么大个经济体，你怎么可能不到全球去寻求资源和市场呢？我们也跑到非洲挖矿去了，采油去了，那里也出现了杀中国人的事情了嘛；我们的商品也行销海外了，贸易磨擦也多起来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外交部也开始认识到了。

文化焦虑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传播有关系。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一些极端主义的反应。如果没有东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和文化焦虑问题。进入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它的力量向外扩张。西方文明进来，和东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为内容的西方文明跟我们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从三个大的方面跨越文明峡谷：

第一，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它的动因、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它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三，两大文明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这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这种方式限制和取消了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了私营民营经济，压制了民间社会力量。经过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

外部的三大潮流冲击，内部的三种经济并存，历史性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同时到来，全局性的深层组织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与创新相互叠加。……这一切，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在东亚这块土地上，汇合、重叠、聚集到一起来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来了，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合渗透，难解难分。

当前的文化焦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几种不同的文明压缩叠加在一起，我们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的焦虑。焦虑当中容易出现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潮，对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潮要看到它出现的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选择。在这样困难重重的选择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点理性的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开来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这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重差距与对立。

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曲折中艰难探索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往前深入，但是每一步都遇到了困难，几代人为此在文化问题上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艰难的判断。

前些年我和几位80多90岁的老同志聊这个问题：怎么会从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表征），最后走上了苏联的道路？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20世纪初，当我们正在进行探索的时候、正在寻找道路的时候，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其内部便蕴含着许多矛盾和危机。生产过剩，经济震荡，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阶级矛盾尖锐等。这些矛盾导致两次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全球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西方工商文明所建立的制度究竟怎样？站得住还是站不住？为了走出危机，20世纪出现了四大思潮及其社会实践：

第一是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治经济；希特勒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第二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第三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第四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如果画一个坐标来描绘这四大思潮及其实践的话，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升起又慢慢下来，最后到这个世纪末，以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作标志。希特勒就像一个尖脉冲，急剧升起又急剧掉下来。北欧社会民主党类似一个平缓的渐进线，它也有波折，但是比较平缓。突出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党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慢慢走向了核心，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党比较长时间执政，或者单独执政，或者联合执政。而处于这个危机中的美国又是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他经历降低曲线几乎破产的时期，在罗斯福新政的带领下经过二战，借助新的技术革命逐步上升，进入了持续的发展。

这四大思潮不是学者在书斋里面的思考，而都是有大量的人群跟随，都建立有政党，形成一定的国家制度，我们的选择应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苏联的道路曾经在全世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搞工业化很有成就。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几大实践的背景下，孙中山先向西方学习，后来又向苏联学习。面对20世纪的多种探索，经过各种文化的交流、磨擦和碰撞，在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交叉作用下，我们终于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传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不同文明在交流、磨擦、碰撞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当然有自己的立足点。如果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就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凝聚力。所以，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单位。但同时要看到，不同文化在交流、磨擦和碰撞中，逐渐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超越民族国家的趋势也在发展，具体的例子就是欧盟。历史上战乱不休的欧洲国家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如何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找到既有差别、各具特色又共通的前进道路，这恐怕是我们思考文化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

前面说的20世纪四大思潮，是我上世纪90年代的看法，后来我思考，实际上有六大思潮。另外两个思潮是指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两种路线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子与和平渐进的路子。比较研究民族独立运动两个路子会给人以启发。关于和平渐进的路子，早一点的是印度甘地为代表，晚一点的是以南非曼德拉为代表（严格说来，这是曼德拉出狱以后的路子，他早期也是主张暴力的）。

在1980年代，小平同志会见非洲的一位领导人时就跟他讲，你不要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句话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以后有一个民族独立的浪潮。这个浪潮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赶走殖民者，包括农场主，最终建立民族国家；另外一类突出的代表就是南非的曼德拉，他没有搞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而是采取和平的、渐进的办法。现在南非经济社会都比较平稳，发展也比较好。第一类国家不是全不好，但的确有相当一批陷入到部落民族的纠纷里边，打了几十年，现在还没完没了。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者赶走的同时，还清除了殖民者带来的文化。因此这些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断层。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殖民主义也有多重性，起码有二重性。它既是对这个国家民族主权的侵犯，经济利益的剥夺，又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你这个国家的文化。如果在赶走殖民者的时候，把它带来的文化也消灭了，就是连洗澡水带娃娃一起泼掉了。一个国家的道路怎样选择，恐怕要有多重考虑，不要单一化。特别是在文化面前，更应当保持一点冷静，保持一点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防止一些不理智的选择。极端主义往往会有不良的后果。

从这里引出一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怎样管理文化？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讲了文化问题的三个“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文化思想上不要强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我想到费孝通，费老，他80大寿的时候说过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老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原文刊《炎黄春秋》杂志

在国际关系互动的大格局下，真正制约、阻碍甚至会威胁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恰恰是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逆差”。消除这种“软实力逆差”，中国需要在硬件上有大动作，更需要在软件上有大创新。为此，中国没有必要“不高兴”，应平静看待“妖魔化中国”。根本途径在于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中国梦”。

一个大国崛起或复兴的道路，往往艰辛而漫长。能够真正扭转乾坤、从强手如云的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的历史机遇，不仅珍贵稀少，而且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凡成功的大国，不仅要有深厚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要有一整套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模式、文化传统和政治架构，而且更能够抓住每一个历史“拐点”所赋予的机会，审时度势，当仁不让。现在的中国，就站在这样一个求之不得，但又稍纵即逝的历史拐点上。从纯粹硬实力的角度衡量，中国自身巨大的发展惯性，使得这场持续了30年的“追赶和超越赛”，失去了原来的悬念和轰动效应。单纯从能源消费、制造业能力和主要工业品产量等硬指标衡量，中国已经在总量上超越了所有国家。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国都保有着令人艳羡的顺差。目前，在国际关系互动的大格局下，真正制约、阻碍甚至会威胁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恰恰是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逆差”。

中西方的“软实力逆差”

在由西方主要媒体掌控的“国际舆论竞技场”上，“软实力逆差”集中表现为：中国政府的形象被刻意抹黑，中国的政策意图被歪曲解读，中国的解释申辩被压制淡化，中国的价值观和传统被贬低和边缘化。这种“软实力逆差”造成的结果，经常使中国、中国政府和普通中国人，在国际舆论场上感到没处说理，有口莫辩，甚至费力不讨好。2008年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从西藏事件到四川地震，从圣火受阻到奥运准备，无不显露出这一逆差之大、之深和潜在的伤害性。就在不久前，美国的官员和媒体还在强词夺理，把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主因，归结为中国的储蓄过度。

消除“软实力逆差”，需要中国在硬件上有大动作，在软件上有大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一种“公道良心”的自我反省评审原则，但如果机械地应用在对外公众外交的实践中，特别在应对涉外危机事件时，则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迂腐滞钝，遗害无穷。此外，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上的弱势，很多时候源于我们找不到自己发声的平台，没有训练有素、熟悉对外传播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没有一定规模的国际受众群。前一段时间，《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国外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拟议的“外宣媒体旗舰”的战略投资计划。其实，这是中国消除“软实力逆差”的必需步骤和必要投资。从时机上看，也是正当其时。硬件上的投资，不光是摩天大楼和设备器材，还要有专业的研究培训机构，详细周备的目标国“持筹人”档案体系，独立、专职、带有基层草根性质的公关组织和支持团体。

公众外交，从本质上讲，既不是卑躬屈膝，也不是认输服软；它是为一个国家最大限度提升“软实力”，并最终为实现各项战略利益而服务的。“软实力”虽然依托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存在，但两者并不一定共同进退，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实力的争夺，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面对着不同的目标，采取着不同的战略战术。相比而言，一个国家对公众外交和国家形象的投入，是最惠而不费、投入产出比最合算、效果也最久远的投入。

中国没必要“不高兴”

当下，《中国不高兴》愈发炒热了中国“情绪指数”在世界心理版图上的分量。可是，当横纵向展开历史的坐标系，审视目前世界政经发展的大格局，真正让中国人集体赌气、“不高兴”的理由，其实并不多。即便有一波波针对中国“和平复兴”而引发的妒恨、恐惧、苛责和刁难，严格说来，这些都属于背景杂音，不值得动肝火。何况，总是以愤怒、生气、不高兴的心态示人，似乎对于一个民族心理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要重新调整中国的历史参照坐标系，建立一个长远、平实、客观的基准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冷静地调整自己民族的整体心态。

首先，要对世界的大形势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过去的这30多年，在人类史上都属于不可多见的和平发展阶段。放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和世界市场成形的大背景下，连美国一直大声鼓噪的反恐战争，其实也只不过是局部插曲而已。对于中国来讲，这更是一段可遇不可求的黄金机遇期。现在，经济世界格局走到了一个除旧布新的拐点上。发端于美国并迅速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其实是全球化的一次不可避免的重心调整过程。上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属于“美国制造”，而且也是以美国为轴心建立的旋转体系。但是，随着中、印、俄等经济体在世界比重中的窜升，美国的全球化轴心已经带动不起其周边失衡的附着体。这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次重新选定重心，再次全球化的过程。以此推断，未来的30年绝不可能再现过去30年中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平稳、平衡和平静。

其次，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溃败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经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和带动力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人类发展史本来就延续着波浪式逐级推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成功也有其历史逻辑的合理必然性。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著名的政治学术刊物《外交政策》，在2010年5月一期将马克思的模拟肖像推上了封面。放在5年前，这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的胜利。因为，中国的成功，不在于找对了模式，而在于找到了自信。中国过往的错误，恰恰源于对于外来模式如郑人买履一般的崇拜和追索。相信自身文化底蕴的深厚和不可复制性，相信中国人思想智慧的竞争力本身，才是中国成功的不二法门，也才达到了孔夫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级境界。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没有理由，更没必要花费时间去“不高兴”。虽然还不至于满足到“没事偷着乐”的地步，但远观近瞧，中国更应该保持的心态是冷静、警醒和节制。

平静看待“妖魔化中国”

让绝大部分普通中国人感到愤懑、不平的，更多是源于西方媒体和主流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解、低估和不认可，甚至还包括刻意的歪曲、丑化、妖魔化等等。细细想来，这就更不值得让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为此“不高兴”了。

首先，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态性交互关系。改变一个国家及国民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认知，绝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且不用讲人类认知本身具有的滞后性、程式化和集体惰性，单就中国发展跃进本身“史无前例”的特征，已经让中国人自己都目不暇接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五到十代人所走过的路程，却希望别人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个180度的思维转弯，要求也未免太高了。不妨想想我们自己的例子。鸦片战争以后，几代知识精英的奔走呼号，但中国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甚至近邻日本的印象看法，仍旧令人沮丧地停留在原地。跳回西方对于中国“认知逆差”和负面“印象鸿沟”的问题，也可以以此推论。

其次，我们很多人的愤懑不平，还是源于对于西方人、西方社会所具有的整体理性、公正性和客观性的过高估计上。也许是西方哲学著作读得太多的缘故，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社会“公平公正”的期待，甚至超过了其自身的“理性极限”。有些评论者将中国人的这种过度崇尚西方理性的心态，归结为中国知识界的“思维殖民地化”倾向。例如，即便中国拿出钱来，供全体6400万法国人来北京、上海转一圈，来个“新中国豪华游”；可以想见，虽然来中国的所见所闻会“雷”倒一大批法国人，但其回国后的“游后感”，仍会让许多中国人不舒服。否定自己，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这一种品质，不是所有人都具备。难道我们自己就从来没有固执、可笑地误解和曲解别人吗？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没有必要动辄“不高兴”了。一笑置之足矣。

最后，换个角度看，到底是谁在误解中国？从战略利益上讲，最安全的策略应当是让朋友高估自己的实力，而让潜在的对手低估自己的实力。既然西方的一味赞美恭维之辞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多重实际问题；同理，其出于各种心理而散布的阴暗诋毁之语，也伤害不到中国健康积极发展的根本。虽然塑造一个和谐世界的发展环境与相对积极的软实力空间，能够极大降低中国的发展成本，增加中国的安全系数。但是，如同国家发展机遇一样，很多这些外部条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味地为了博得喝彩而降低身段，束缚手脚，甚至被左右情绪，就更是得不偿失，舍本逐末了。其实，我们民族在整体上要证明自己的急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失落和不平衡感，也还是“炫富心理”的影子在作怪。与其为那些不能管控的事务烦恼，不如切实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更长远实际。

为世界打造“中国梦”

具备了构筑“软实力”的硬件，这只是一个必要的开端；要真正彻底地解决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软实力逆差”，关键还是软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塑造什么样的形象，传播什么样的声音。

一个国家的整体国际形象，包含着多个层面的构成要素。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印象”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混合体：中国的历史、政策、文化、产品以及所接触过的一个个中国人。要把所有这些文化的碎片、现实的符号、情感的律动归结成一个统一一致的集合象征体，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以前的对外传播和交往中，我们的外交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外国人在中国博大精深、错综复杂的文化历史面前望而却步，或者是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精要地描画这一深刻变动的古老文明。“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战略框架和口号，更多地是着眼于国外的战略决策者和意见领袖，而不是针对那些普普通通、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国外民众。用现代形象管理学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广告词”和“象征符号”太不贴近群众了，缺乏视觉触摸感和情感想象力。

这方面，“美国梦”的形象营销推广模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榜样。当“美国梦”的光环逐渐退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世界打造一个崭新、动人、令人神往的“中国梦”呢？

“中国梦”是一个图景，但更是一种模式。中国的复兴和腾飞，正在书写着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文明，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没有对外掠夺和侵略，没有对外种族奴役和侵压，完全靠着本民族的勤劳、隐忍和智慧，走出了一条令人信服、更值得后起国家效仿的复兴之路。“中国梦”既是世世代代中国人追寻的梦想家园，也是未来世界人类生存模式的一个范本。这里有家庭邻里的和睦，人类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以集体主义为根基的“大局观”“天下观”以及贯穿儒、道、佛三教、深入人心的“和为贵”处世哲学。在整个世界走到21世纪这个“大拐点”的时候，上述的每一个要素都愈发显得重要和珍贵。当然，中国现在还有诸多问题，更面临数不清的严峻挑战。但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有自己的梦想。现实的不完美，更不是阻止我们推销自己梦想的理由。

作为一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大国，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自己的梦想。“中国梦”不是自我炫耀，而是中华文明为世界发展前景提供的一个答案。与其他国家的梦想相比，中国的畅想中挟带着更多穿越漫长历史隧道后的深邃和平实，也有着经历过无数沉浮磨砺后的包容和力量。“中国梦”只能由中国自己来打造，但这个梦想可以属于整个世界。

吴旭：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

《公共外交季刊》由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创办，旨在关注并分析国内外公共外交走势和动态，就公共外交问题开展多方位、多角度的讨论，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起到正确引导和规范作用，同时也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原文出处：FT中文网

　　中国公安部6月1日起扩大外国人居留许可签发对象，对需在华停留6个月以上、符合规定条件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5类外籍人员，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以签发“探亲”、“投靠”、“置房”、“赡养”、“寄养”期限最长为一年或两年的居留许可。观察人士指出，此项新举措的受益人主要为外籍华人。

　　统计显示，此新政实施十天来，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共为扩大居留许可对象的5类人员办理居留许可618人。其中“寄养”的293人；“探亲”的296人；“置房”的19人，“置房家属”3人；“投靠”的3人；“赡养”的4人。申请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

　　谈及此次政策出台的原因及背景，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出国数量日益增多，其中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加入外国国籍，一些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国外所生子女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情况也日益增多。

　　近年来，上述人员取得外国国籍后来华探亲，投靠、赡养中国境内直系亲属，以及外籍华人、华侨将外籍子女寄养在中国境内等情况日渐增多。该负责人介绍，按照之前规定，上述人员中大部分可以申请探亲类签证在华停留，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年，到期前可以申请延期。其中大部分获得签证后均在华停留超过一年，而且大部分是外籍华人。

　　他表示，为满足上述人员的新需求，为其提供入出境和居留便利，公安部决定从6月1日起，对5类人员签发相应有效期限的居留许可。这5类可以拿到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分别为：

　　中国公民和居留在中国拥有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的外籍配偶、外籍父母及未满18周岁的外籍子女；年满60周岁的在境外无直系亲属、投靠境内直系亲属的外国人及外籍配偶；年满60周岁在中国内地购置房产的外籍华人及其外籍配偶和未满18周岁外籍子女；来中国照顾年满60周岁、在国内无子女的中国籍父母的外籍华人；外籍华人、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内地寄养的未满18周岁的外籍子女。

　　该负责人指出，新政策与先前政策的不同和便利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居留许可种类增加。按照现行规定，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以为来华任职、就业的外国人、常驻外国记者及其随行家属，来华留学的外国人签发相应种类和期限的居留许可。此次又增加五类人员可以签发居留许可。

　　二是居留期限有所延长，入出境次数没有限制。6月1日前，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对上述5类人员申请在华停留时，只可以签发相应期限和次数的探亲签证，到期前需要办理签证延期或加签，期限短、次数少。6月1日后，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可以签发相应种类和期限的居留许可。持有居留许可的人员，可以在居留许可有效期内多次出入境和在华居留。同时，对其中一部分60周岁以上和未满18周岁的人员，还可以签发两年以内的居留许可。

　　三是首次增加来华赡养老人的人员。对这类人员以往签发签证的有效期限较短，对入出境次数和停留期限都有一定限制，此次给予了进一步放宽。

　　谈及申请须提供的材料，该负责人介绍说，上述人员申请居留许可时，均须提供在华住宿登记证明。外籍配偶须提供婚姻证明；外籍父母须提供经公证的亲属关系证明；外籍子女须提供出生证明或经公证的亲属关系证明。已满18周岁的外国人首次申请1年以上有效期的居留许可，还须提供健康证明。上述所有证明材料中，境外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须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并出具加盖翻译公司印章的中文翻译件。

　　他提醒申请人在申请前，到公安部网站或出入境管理局网站查询相关政策，判定自己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签证或居留许可，会根据外籍申请人的不同情况、事由、本人申请情况等，决定签发签证的次数、有效期或居留许可的有效期。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签证或居留许可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这位负责人还强调说，在华签证和居留许可签发的对象是已经取得外国国籍并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群，所以在华申请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在申请时，当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会根据《中国国籍法》规定对其国籍进行判定，对认定为外国国籍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才会为其签发相应种类签证或居留许可。

　　另据介绍，此前的外国人居留许可申请收费标准，适用于本次新增5类居留许可申请人员：有效期不满1年的每人400元，有效期1至3年的每人800元。

□ 新华社